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越来越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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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基督教信仰在中国越来越火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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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基督教信仰热潮？基督教信仰快速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

文 | 李晓璇 黄章晋

6月21日晚，巴黎东部美丽城19区一家教堂内，齐聚着东方脸孔的信徒——他们是来自中国温州的新移民。这个在巴黎聚集了最多温州移民社区的教会拥有上千基督徒，在整个大巴黎地区，华人基督教会超过20家。

温州人不是到法国后才成为基督徒的。1980年代就开始移民巴黎的温州人，很少加入当地教会，而是建自己的教会；他们争相修建最漂亮、十字架最高的教堂。这些教堂外表华丽，内部安有中央空调、投影仪等最新设备，教堂外常停满豪车。

他们在巴黎建教堂并不奇怪。以经贸发达著名的温州，其实还有另一个名字：中国的耶路撒冷。据统计，温州有超过2000家教堂，基督徒比例高达城市人口的15%（温州市约100万人）。

温州的教堂分布图

  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  

基督教的人数统计争议非常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公布的数字是2305万，包括了“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信众；中国两家学术研究机构认为基督徒约3300万，皮尤研究中心2011年认为中国有6700万基督教徒；1990年代美国有媒体称中国有1亿基督徒，曾引起不小震动。

数字差异主要来自统计口径。官方一般以“三自教会”登记的信徒数为准，并不承认家庭教会。有学者认为“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信众相等，若前者为2500万人，总人数就会逼近5000万。但不少基督徒既参与“三自教会”也参加家庭教会。根据普渡大学教授杨凤岗的说法，单纯属于家庭教会的人数至多与“三自”的基督徒相等，更大可能是远少于“三自教会”。这样看来，中国基督徒保守估计为3500万。

计算方法上较可信的是《圣经》推算法，即先抽样调查获得每个基督徒平均拥有的《圣经》数，再根据中国的《圣经》印刷总数倒推，它实际上与杨凤岗等人的估算相差不大。

3500万虽不及中国总人口的3%，但文革前，中国大陆基督徒人数不过80万。1982年，官方数据显示有300万基督徒，1991年为450万，到了1997年，这一数字已达1000万，仅仅6年时间，年均增长达20%，这是一个极为惊人的数字。

  基督徒迅速增长的原因？  

河南是基督教在农村扩张的典型，而周口又是河南的典型——它是基督教在河南第一个成立教会的地区。周口全市8县有1200个教堂，50万基督徒。农民空闲时多聚在家庭教会。今天在周口的农村，很多坟头竖着的已是十字架而非传统墓碑，而教堂则扮演着最重要的公共空间。

在河南周口，建立了第一座基督教礼拜堂的英国传宣士戴德生

基督教在中国也有社会阶层的分布。上海社会科学院对大学生的调查表明，有宗教信仰的人群带有“两头大、中间小”的阶层分布特征，即来自富裕和贫困家庭的学生，信仰宗教的比例（分别为30%和23.4%），大于来自中等水平家庭（17%）的学生。有研究甚至认为，有基督教信仰的人更可能是受过良好的教育和收入层次较高者。

不过，基督教在东北是奇特地以“城市包围农村”传播。以吉林为例，1982年—1993年间，基督教传播很慢，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7.9%)，随后出现爆发式增长。今天，基督徒人数已占各类宗教信仰总人数的50%，而且90%都是最近20年内信主的。

  基督教信仰为社会带来了什么？

我们观察发现，在时间节点上，基督教信仰在东北爆发式增长与激烈的国企改制正好同步。

国企改制在东北是一次剧烈的社会震荡。东北是中国老工业基地，城市经济结构高度单一，社会结构高度单一：企业的社会化现象比中国任何地方都更突出，人们的生老病死和全部社会关系都集中在一个封闭的单位。

国企改制不但意味着工人生活水平大幅下降，更严重的是因为企业的关停并转，失去了旧有的社会纽带，人们不但要重新找工作，还要重新找组织。对于全民在国企上班的社会，一个人突然被企业抛离，内心的创伤和失落感会非常强烈。

从东北地区基督徒结构上看，迅速增长的基督徒主要是下岗工人和退休者。这说明基督教信仰在当地的扩展，主要是因为满足了社会归属的心理需求。虽然这种信仰动机和有些人因疾病困扰加入教会一样，有功利和盲从的取向，但基督徒们的关爱和鼓励对这个失落群体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

另一方面，之所以人们选择基督教信仰，还因为东北人口主要由关内移民构成，在大工业单位人情厚重环境中度过前半生的人，很容易投身到具有浓厚互助、关爱氛围的基督教会和团契中。

而更大面积的熟人社会瓦解发生在中国的农村。

传统时代的乡村社会，基督教会是重要的组织和情感纽带；社会主义改造消灭了宗教、宗族，人们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集体劳动、集体生活；承包制后，意识形态真空，“打工潮”导致农村空心化，只剩老人、孩子的乡村，丧失了建立宗族社会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长趋势

此时再想建立亲密的社区关系，家庭教会几乎是仅剩的唯一选项，或者说，中国农村的现状为基督教信仰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广阔热土。今天在基督教传播较广的农村，教会堂点已成为公共生活的核心，即使家庭教会的堂点被拆掉，村民们也不会去官方建设的“文化活动中心”，而是继续凑到堂点的废墟周围或在弟兄姊妹的家中重新组织聚会。

离开家乡的新一代农民工，因接受过无神论教育，很难受到父辈影响信仰基督教，很多人仅在圣诞节时才跟着进教堂。有趣的是，当他们到异乡城市打工时，有些人反而会成为基督徒。

“新客家人”是深圳城市教会的新生力量，他们孤身一人来到深圳，除了同事没有其他社会关系。工作薪水低、居住条件差、几乎没有精神生活。每周教堂聚会就是他们的重要时刻。

教会能为异乡人迅速搭建一个社会网络。人们相互认识、彼此关心、彼此互为弟兄姊妹。“交朋结友”成了“新客家人”在教会的重要活动。和深圳类似，在北、上、广的教会中，本地基督徒所占比例在最近十年逐渐下降，很多地方外地基督徒在教会中的比例甚至高达90%。

近三十年来，中国严密封闭的熟人社会迅速瓦解，重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心理需求，是基督教迅速传播的最关键社会学因素。但是也要警惕，基督教信仰在高速传播的同时也盛产各类的“异端邪教”。

  历史的巨轮究竟是谁在掌舵？

基督教信仰的复兴也是很多转型社会的普遍现象。台湾、韩国和剧变后的苏联东欧都是典型的案例，但基督教信仰的社会功能并不仅仅只是重建社会归属感。更重要的是他在建立每个国家、每个民族乃至每个人的价值观体系，以及他们对于普世真理的认识。

以工商界为例，中国大陆的基督教信仰几乎广泛影响着任何一个领域，基督徒中间有企业家、教师、律师、医生甚至是政客，而他们的信仰历程和见证也是丰富多彩。很多教会在举办“工商团契”，其内容和形式都与MBA课程相似；

工商团契最早出现在临近港台的福建、深圳等地，后发展到北京、温州、沈阳，甚至安徽、湖北、四川。聚会虽在教堂举办，但独立于教会组织，几乎每个地方的团契都由基督徒企业家牵头。他们最常表达的是如何把工作的基本职业道德与对上帝的侍奉敬畏相连接，有些基督徒的企业会直接把员工培训加入对“圣经”的学习。

可以看到现在的中国被上帝兴起了一代人，他们勇敢的为上帝摆上、坚守自己的信仰、在各个领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器皿，皆因他们相信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是属乎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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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文章来源：网络或主内家人投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