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三种偶像崇拜

以斯帖

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三种偶像崇拜

精华摘录：“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独应受尊重的。换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

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三种偶像崇拜

by   提摩太·凯勒《工作的意义》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偶像，那么这些偶像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请记住，偶像是被赋予了终极价值的美好事物。群体偶像则过分强调某个值得称颂的文化特质并将其绝对化。所以，每种文化所推崇的价值都会给工作带来一定的益处，但同时也扭曲了工作观。那些希望能够忠诚、出色工作的基督徒必须辨别他们工作环境中的偶像，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那么有哪些是群体文化偶像呢？我会对西方历史上的三大主流文化（传统的、现代的、后现代的）所盛行的偶像进行概述，但鉴于仅是概述，势必会有以偏概全之处。几乎每一个领域的工作都会遇到这些文化偶像的混合物，因为这些偶像以不同方式影响了几代先驱、英雄、领袖，以及主流机构的革新者。

一、传统文化的偶像
正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古今传统文化认为世界有道德标准，而人们主要通过传统和宗教去理解这些标准。透过权威人物，如父母、牧师和统治者，人类智慧一代代传承下去。这种文化教育其成员：他们只有忠于自己的社群并在其中担当责任——作为子女、父母以及作为部落和民族的成员，他们的人生才有意义。在这样的文化中，家庭、种族和民族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极其危险的。

美国神学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认为，人之所以会将自己部落或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其他部落或民族之上，是因为心中的罪，以及由此而来的“天大的不安全感”。这种通过种族主义反映出的不安全感支撑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我们站在道德至高点审视自己的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我们看不起其他种族，我们自认为优越。这个偶像很容易导致残酷的行为。因为如此一来，维护国家安全或文化和种族的纯洁便成为终极目标，使得对外军国主义和对内镇压成为合理行径，或至少可以漠视少数族群的困境。

在更传统的地方和文化中，工作深受这些偶像的影响。种族偶像可能让很多企业将来自不同文化和种族背景的员工及其观念拒之门外，这对公司的竞争力和创造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然，民族主义的偶像使得实业家支持军国主义，在当时看来这是爱国的行为，但最终会在历史上让自己声誉扫地。传统文化认为社会稳定和整体利益高于个人的权利，把那当做偶像。这会对企业运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现代文化的偶像  
西方社会在过去五百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现代科学和被称为“启蒙运动”的哲学运动的兴起，现代社会废除了宗教、部落和传统偶像，以理性、科学和个人自由取而代之。

“理性”这个概念包括几个要素。其中一个是进步的理念，对此，我们从人类科学技术不可阻挡的前进步伐中可见一斑。现代社会认为“科学和技术的传播会带来快乐，而这个理念也塑造了历史和政治”。科学通过严谨的方法验证其结果，而非倚靠感觉。按照现代世界观，任何事物必定都有一个自然的、因而也是物理的原因。这一观点仍具有巨大的文化权威性。大多数人要在公共场合发表意见，就要根据“科学证据”，因为科学论证被看作是客观的和无懈可击的。这里隐含的是，如果有足够长的时间，科学就能够回答、解决所有问题。

现代文化不再倚靠古人的智慧或宗教权威的启示，除非是有选择性的、私人的“精神”安慰。为建设一个繁荣的社会，我们只需要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人类的逻辑思维。

与这种对人类理性寄予极高希望密切相关的，是将个人自由绝对化。现代社会不再认为世界拥有统一的、所有人都应当服从的道德规范。相反，他们认为一个人自由地选择他或她想要过的生活的权利是至高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唯一的道德错误是阻止他人选择他们自己认为充实的人生。这意味着，最终没有任何道德权威或理由能凌驾于个人幸福之上。正如许多人指出的，这就将“选择”神圣化了。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独应受尊重的。”换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现代文化的偶像对工作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牺牲自己的利益、欲望，以服侍更高的权威，例如上帝、家庭和他人，并以此发现自己的意义和价值。而现代社会中，个人利益和欲望至高无上。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也给工作在人们生命中所扮演的角色带来变化：如今工作变成实现自我的方式。传统文化认为，每个人在“社会阶层”中的地位是由出身或习俗所决定，每个家庭在社会中“各居其位”，个人才华、抱负和辛勤工作无法决定一个人最终的成就。而现代社会却又过于看重个人的自主。

三、后现代文化的偶像  
自哲学家尼采发表其著作开始，西方社会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化转型。世界大战以前，尼采曾宣称，科学必然会带来人类进步的观点实则是一个偶像。他指出，没有理由认为科学会带领我们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它只会轻易地借着核冲突、生态灾难，或使用科技控制社会的独裁者把我们带进惨淡的未来。尼采抨击的不仅是理性和科学这个现代偶像，也包括个人权利和自由这一现代新道德。他花很大力气指出现代理念中存在的深刻矛盾。

现代文化声称，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每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是非标准，同时又认为，我们必须尊重人权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可是尼采问，谈论这些的基础是什么？如果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那么你怎么能武断地宣称有呢？如果人类的形成如同铁锈和岩石，乃是自然过程的产物，为什么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平等和有尊严的对待？

尽管尼采的观点令人深感不安，他的基本观点却很能说明问题，二十世纪发生的灾难在许多方面将其体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尽管在西方社会仍然有基督教等传统世界观的诸多影响，还有现代科学、人性尊严和进步的乐观理念，但还是出现了普遍流行的被称为“后现代”的转型。它更多的是一种情绪，而非一套富有内在逻辑的信仰。后现代文化对所有社会的真理标准和计划——无论来自旧传统还是自由、现代文化——都表现出不屑的态度。

但这种情绪和意义的转换如今如何影响我们的工作呢？我曾同一位已至耄耋之年的老者交谈，他是对冲基金行业的先驱之一。他告诉我，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最优秀、聪慧之人大多不想进入金融界，而是想从事教育和科学。他们想教育年轻人，把人类送上月球，解决全球饥饿问题。当时主流声音告诉他们：你们能做到这一点。而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他感到社会发生了变化。人们对社会进步远不如以往那般乐观，甚至都不知如何为此下定义。文化之争将人们分帮分派，犬儒主义开始盛行，随着时间的推移，最雄心勃勃、最富有才华的人都想进军商界和金融界。当时的看法是，除非你是拥有高薪的专业人才，否则你无法有一个充实、自由的人生。老人告诉我，“这种想法是不健康的”，他是对的。他对哲学家与学者的分析表示认同。但他的结论不是来自对思潮的观察，而是看到这种社会变化如何具体地影响了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他经历了社会工作观从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变迁。


我们并非从家庭和社会关系中，而是作为消费者来确认自我。我们通过选择购买某些品牌，为自己打造一个面具，并通过网络世界为自己创造新的身份。此现象不仅冲击了金融界，同样也对媒体、娱乐和营销领域产生较大的影响。我和教会里许多从事营销和广告业的会众交流过，现在业界已经从宣传产品能带来的益处，转向宣传产品能带给消费者身份和生活质量。

耶鲁大学哲学家尼古拉斯·沃尔特斯多夫指出，现代文化将幸福生活定义为“顺风顺水”，充满了可体验到的享受，而在古人看来，幸福生活的意思就是活得更好——有品格、勇气、谦逊、爱和正义。因此，市场营销的工作和促销手段就是向顾客保证他们的产品不仅性能良好，而且能给顾客带来幸福。基督徒认为，当我们售卖和营销产品时，我们需要向潜在客户展示，我们的产品能够为其生活带来“附加值”。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产品可以提供给他们某种生活。但是因为基督徒对人类“美好生活”有着更深的理解，我们常常会发现自己在当下文化的群体偶像中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