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是自愿离开的，一些是被中国政府赶走的 | 冈萨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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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是自愿离开的，一些是被中国政府赶走的 | 冈萨雷斯           

                                    

                  基督教正在中国经历一段极为不同的历史。虽然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义和团运动，但是，新教的许多宣教计划和努力仍将重点放在了中国，因此，有六千多名宣教士来到中国，他们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以至于一些人开始说，这场大归信令君士坦丁和罗马帝国归信基督教都相形见绌。作为宣教计划的一部分，数千位中国牧师和教会领袖接受了培训。与此同时，罗马天主教也正在中国建立更深厚的根基——其标志是六名中国天主教徒于1926年被按立为中国最早的主教。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开始谈论他们在中国宣教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且，他们期待有更大的收获。

                 后来，二战爆发了，随后是抗战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建立了共产主义政权，再后来是冷战，最后是毛泽东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在这些动荡岁月伊始，几乎所有外国宣教士都离开了中国，一些是自愿离开的，一些是被中国政府赶走的。从此以后，中国局势每况愈下。1950年，中国政府说服教会接受一份《基督徒宣言》（Christian Manifesto），中国的许多基督徒相信，接受这份宣言有悖于他们的良心。抵抗导致了迫害，迫害主要是通过“控诉运动”（denunciation campaign）进行的，在控诉运动中，政府鼓励群众告发与政府意见不一致的人。政府开始“合并”，关闭了许多教会，没收了教会的财产。后来，20世纪60年代的“文革”导致教会被全部关闭了。当时，许多中国人和外国人开始担心，基督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会再次上演：教会不断被建立，随后消失，然后再被建立。

                   尽管当时中国的许多基督徒在压力和迫害面前屈服了，但是，还是有许多基督徒坚守信仰。在一些大城市，政府关闭了教会，并禁止基督徒聚会，信徒特意从以前作礼拜的教会前经过，相互点头致意，然后继续赶路。在私人家庭中，一群群小规模的基督徒进行非常秘密的聚会。

                   后来，在20世纪70年代，“文革”结束了，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中国爆发了经济危机，政府开始给予基督徒更大的自由；这时，全世界惊讶地看到，基督教继续在中国发展壮大。1900年，中国大约有五百万名基督徒，现在，中国基督徒的数量大约是五千万名。即便是在“文革”的阴影之下，教会也并没有消失，而且还在发展壮大。现在，许多被关闭多年的教会重新开放，并很快就坐满了来参加崇拜的信徒。曾经秘密聚会的基督徒或是加入了最近重新开放的教会，或是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教会——“家庭教会”。神学院复课，并很快就招收了数百名神学生。基督教与神学著作出版了，外文著作被译成了中文，最初很少，但后来越来越多。到了20世纪末，中国只剩下很少一部分外国的教会工作者，中国的基督教领袖开始出席国际普世教会会议，他们向世界讲述他们的历史，并为在更古老的基督教中心的教会复兴做出了贡献。

                  同印度的普世教会运动相比，中国的普世教会运动走上了一条极其不同的道路。在中国，政府帮助教会合一，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加强对教会的监管。一旦政府放宽了政策，许多教会便重申它们与其他教会的差异，并重建独立的教会。不过，许多教会并没有这样做。

                 中国的许多新教徒声称，中国政府让教会进入了“后宗派时代”（Post Denominational Age），但这恰恰指明了世界其他国家教会的未来。

               然而，在中国基督教内部，分歧与紧张的关系仍然存在。在罗马天主教中，最棘手的问题在于是否承认通常由政府选任的、遵行政府政策的主教。“官方”天主教和“地下”天主教就这样出现了，双方都声称是天主教，并迫使罗马教廷采取了温和的外交政策。2006年，梵蒂冈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一个亲政府的天主教组织——在教宗没有批准的情况下授予圣职的两位主教革除了教籍。同样，中国的一些新教徒指责中国的官方教会——中国基督教协会过于听命于政府。“家庭教会”并不受中国基督教协会的管理，它们仍在聚会与见证自己的信仰，通常比大教会更具灵恩色彩。但是，我们不应当夸大这些分歧和紧张的关系，官方教会经常代表“家庭教会”与政府交涉，许多人既属于官方教会，也属于家庭教会。

本文选自冈萨雷斯《基督教史》（上下），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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