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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与无神论之间
傅佩荣
五四运动期间(一九一九年起),大家津津乐道的是“德先生”(代表“民主”)与“赛先生”(代表科学),这二者正好分别属于制度及器物层次。但是,如果忽略了理念,尤其是刻意排除了宗教,则文化生机照样无法运作。宗教里面,当然有许多过时而粗浅错误的科学观,也难免混杂了不合现代人权观念的刻板教条,并且在传教过程中还不时出现人性弱点所造成的错误示范。但是,宗教的本意是要“体现信仰”,并且所谓“信仰”,是指人与超越界之间的关系,此一关系使人得以积极化解其身与心方面的限制,然后可以善度此生并且坦然面对死亡。这样的信仰,既非精神上的鸦片也非心理上的拐杖,而是开发人的潜能,使他展现灵的力量,由此化解痛苦与罪恶所造成的困境。
换言之,如果正确理解“超越界”,就不会认为宗教只有一种(如一神论的宗教),也不会以为佛教是无神论(“涅盘”即代表了超越界)。宗教与无神论是不能相容的。但是,许多知识分子由于反对一切制度化的宗教,就走向另一极端,强调无神论,造成理念层次的混淆及空化。这不仅是得不偿失的问题,也是对宗教有欠认识,进而对人生一知半解的问题。读书人无法跨越其时代限制,亦由此可见一斑。本文将以蔡元培与吴稚晖为例说明。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三九年)游学欧洲时,综合德、法、俄三国之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见到宗教与道德无大关系矣!”他对宗教向无好感,谈起孔子,就强调“孔子自孔子,宗教自宗教;孔子宗教,两不相关。”他还指出:“孔子不信鬼神,不问死后,不是宗教。”他甚至预言:“凡现在有仪式有信条之宗教,将来必被淘汰。”这些观念在民国初年的知识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由此亦反应了国人对宗教的认识尚待改进。
如果不谈宗教,那么人类在此一方面的情感需求,又要如何满足呢?蔡元培提出著名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他说:“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念,以渐消沮者也。”他又说:“我的提倡美育,便是使人类能在音乐、雕刻、图画、文学里又找见他们遗失了的情感。”
美育能否代替宗教?依蔡氏之论,美育亦可以代替德育,代替法律乎?为了批判宗教而出此下策,显然只是逃避问题。至于孔子是否不信鬼神,则在《论语》中,自有清楚的答案。为了不信基督宗教而接受无神论,得失之间岂可以道里计?
公开表明自己是无神论立场的,还有许多学者,吴稚晖(一八六五~一九五三年)算是说得比较直接的。首先,他认为宇宙是一个整体,万物皆充满生命,是永远流动的求生意志在活动着。人类是万物之一,所追求的只有三件事:吃饭、生小孩、招呼朋友。他依此推演出:清风明月的吃饭人生观;神工鬼斧的生小孩人生观;覆天载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观。
只谈人生,不问人死。无神论不正是如此吗?他最诚实的一句话是:“是故人也者,吹个大法螺,即代表漆黑一团,而使处办宇宙。”意思是:人生原本漆黑一团,现在既然活在宇宙中,那么不妨发挥能力把一切都办得井井有条。我们可以请教吴氏:如果人要自暴自弃,要勾心斗角,要杀人放火,那么我们有什么理由劝他不要这么做?吴氏也许会双手一摊,然后说:为什么要劝他?劝与不劝又有何差别?
他的偏激观念延伸到传统文化,他说:“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因为孔孟老墨便是春秋战国乱世的产物。非再把他丢在毛厕里三十年……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排斥理念层次,至此抵达顶点,再往下去,则是钟摆要荡向另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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