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如何引发教会的控诉运动？

以斯帖

朝鲜战争如何引发教会的控诉运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中共于10月19日秘密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从而与美国在朝鲜半岛开始了正面的对抗。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下，中共显然急需在国内彻底肃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残余势力”，来确保新中国的安全。

在此形势下，基督教和天主教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如果说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前，中共对此问题尚有较多的耐心，各项政策还不显急迫。那么，自从介入朝鲜战争后，全面的危机感迫使中共开始着手全面清理中国教会与西方世界的关系。然而，从何处着手进行清理呢？控诉、揭发显然是首当其冲的。借助控诉动员这一技术和策略，中共可以较为顺畅地将基督徒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进而实现新政权建设和社会整合的目标。

一、控诉：中国教会的“空前之事”


中国教会内的首次控诉，是在1951年4月16至21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在北京召开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以下简称北京会议）上。政务院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是期望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把一百多年来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北京会议虽然以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的名义召开，但在本质上决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而是一个斗争，是围绕如何迅速割断教会与帝国主义间的关系、如何展开教会与美帝间的斗争等议题展开讨论。时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秘书长的邵荃麟在致会议开幕词时就指出：“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切断中国教会与美帝国主义的关系，推进三自运动，认为中国基督教会就好比一座房子，这房子过去长时期被帝国主义所利用，里面有很多老鼠、臭虫，现在首要的工作是打扫房子，把这些老鼠、臭虫一齐赶出去。”既然如此，通过控诉认识这些老鼠、臭虫的罪恶就是当务之急。


事实上，北京会议为期六天，而控诉大会就召开了整整两天。参与控诉的均为中国教会的一些领袖人物，计有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总干事崔宪详、中华基督教会总干事邵镜三、中华卫理公会华北区会督江长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副总干事江文汉，以及中华圣公会主教院主席主教陈见真等十八人。控诉对象主要是与控诉人相关的外籍传教士或教会的华籍领袖，如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乡村教会事工委员会干事毕范宇(Francis W. Price)、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干事骆爱华(Edward H．Lockwood)、中华卫理公会理事陈文渊、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梁小初、中华圣公会云贵教区主教朱友渔、中国著名的自由传道人顾仁恩。控诉内容主要是清算这些美帝国主义份子或美帝国主义走狗如何在中国教会内协助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不仅如此，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基督教各教会各团体代表联合宣言》，号召全国同道坚决揭穿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破坏三自运动的阴谋，积极展开各地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对帝国主义份子和反革命败类的控诉运动。会后，刚刚成立的中国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运动筹备委员会专门向全国各地发出了搞好传达，搞好控诉的号召。

对中国教会来说，北京会议中的控诉无异于一声晴天霹雳。时任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主席的吴耀宗就指出，在当时国内镇压反革命的怒潮中，虽然控诉已经成为大家所熟悉了、习惯了的事，但是，在基督教的群众里，控诉却还是一件完全新鲜的事，而且更是一件困难的事。

为什么控诉在建国初期已经为普通老百姓耳熟能详，在教会群众里却是一件新鲜而又困难的事呢？原因在于，教徒认为控诉不符合教会的教义。耶稣曾这样训导信徒：“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耶稣还告诫：“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你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这假冒为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更为重要的是，大凡控诉的对象在许多基督徒的心目中，还是虔诚的信徒，还是基督教忠实的领袖，而且许多人同他们不只是同道同工，也是亲密的朋友。因此，翻起脸来展开对他们的控诉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既然这样，难道那些教会领袖就不清楚耶稣的训育吗？就能够轻易对朋友翻起脸来吗？当然不是。据曾经参加北京会议的《天风》周刊主编沈德溶回忆，当时各教派的头头对于控诉这件事顾虑重重，不敢表态，有的平时口若悬河，此时却噤若寒蝉，有的则虽发言却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另据最先控诉的崔宪详自述，过去他总是抱着与世无争，以及隐恶扬善的风度待人接物。不说别人坏话，所以，在进行控诉的前一天晚上，这个无论在任何生疏地方总可以安危入睡的人，在同室的人都睡熟了，自己却一夜不曾瞌眼，而且在这一夜当中，感触多极了，当然也就深深的体会到思想斗争的苦痛。但是，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崔宪详最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和对教义的理解，参与了控诉，而且认为在这次控诉当中，教育了我，也大大的帮助了我，事后还体会到了一种难得的快乐。


中国教会领袖的控诉，尽管控诉的是一些鸡毛蒜皮之类的事，但坚冰终被打破，这第一枪不仅打破了教会内部从无控诉的先例，也给广大信徒以极大的影响。也就是说，有人带了头，其他的人就容易跟上来了。难怪之后吴耀宗称这次会议中的控诉是中国基督教历史中一件“空前的事”。

二、控诉：“肃清基督教内部帝国主义影响的最有效的方法”

尽管许多教会领袖在北京会议上带头进行控诉，但要使一般教徒很快就转变观念仍有不小的难度。著名传道人王明道就坚持认为，圣经上从来就没有过控诉的事。许多普通信徒也因种种理由难以控诉起来。如陕西省靖边县在控诉外籍传教士沙智林(Antoon Renson)和文怀德(Remi Van Hyfte)前，发动教徒进行诉苦时就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当基层干部访贫问苦时，教徒或以怀念外籍传教士的恩惠作答，说沙神父好，我们小时不好好念书，人家外国拿来的洋糖给我们吃，哄得叫念书；或以什么也不知道来应付，嘴合得紧紧的不说话，问的没办法了便说：咱也没得过利，也没受过害，别人的事咱不知道；甚至还替外籍神父辩护。


为使教徒抛开顾虑，积极投入控诉之中，北京会议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很快就对这一斗争工具明确表态。191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旗帜鲜明地指出基督教徒的控诉运动在广大教徒中普及与深入开展三自革新运动的最重要的方法，更是扫除同帝国主义份子进行斗争的障碍的最有效的办法。因此，全国各地的基督教徒，都应该积极参加对美帝国主义的控诉运动。

总结经验，大力推广


之后，《人民日报》又刊发了专门指导教徒如何开展控诉的文章——刘良模的《怎样开好教会控诉会》。刘文指出：全国各地基督教教会和团体的当前中心工作之一便是要开好控诉会。为什么要控诉呢？因为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利用了基督教侵略中国，所以我们要控诉它的罪行。至于怎样开好控诉会，刘文给出了非常详尽的指导。首先，必须去掉许多基督徒思想上的顾虑。对那些主张隐恶扬善的教徒，应从教义上向他们说明耶稣对当时文士、法利赛人的责骂，便是控诉；对那些觉得控诉不起来的教徒，应该让他们多去参加各界人民的控诉大会与公审反革命份子大会，以激起基督徒对帝国主义与教会败类正义的愤怒与控诉。其次，必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每个教会和全市性的教会联合会应该先组织一个控诉委员会，研究要控诉谁，请谁来控诉，然后再请那些参加控诉的人出席一个控诉动员会，使他们在思想上建立为什么要控诉与控诉什么的观念。此外，还须先在各教堂、各团体举行控诉小组会，即控诉前的彩排，以便发现控诉最有力的几个人，请他们参加控诉大会。再次，控诉应该破除情面，要句句话是从心里面讲出来、要彻底，要痛痛快快、诚诚恳恳地和盘托出，最重要的是要站稳自己人民的立场。最后，召开控诉大会时，会场气氛要严肃，控诉者的顺序应该按照先紧张、后缓和、再紧张的程序来排列。《人民日报》这样详尽的指导无疑大大地推动了控诉的开展。

树立典型，各地效法


对于控诉这样的斗争方式，毛泽东也非常重视1951年8月，中共南京市委在向中央汇报宗教革新工作时称：我们在各个基督教会中先后开展了控诉运动，启发教徒揭发与控诉教会的黑暗、专横、反动的事实，以此来树立教徒的主人翁思想，从而展开教徒与神职班的正面斗争，以确立教会中的进步群众优势。毛泽东阅后，完全肯定了南京市委在教会内部开展控诉的斗争方式，并立即批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乔木，“此件很好，请印发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及其管理宗教事务的机关。”胡乔木受命后即向全国各地转发，并加了这样的批语：“南京市委这个报告很好，其中关于进行基督教工作的方式和步骤的经验，很值得各地学习，特印发给你们研究。”

扭曲教义，曲解圣经


除此以外，吴耀宗等人也尽力从教义上为控诉找寻依据。吴耀宗认为，控诉并不违背耶稣的训育，而是完全符合耶稣的教训的。因为耶稣叫我们不要论断人，是叫我们不要从自私和骄傲的观点出发，吹毛求疵地在别人身上找过错，而忘记了我们自己所有的，也许是更大更多的弱点。吴耀宗甚至还认为耶稣自己就曾身体力行地进行过严厉的控诉。他说：“马太福音第23章就是耶稣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诉，耶稣不但以正义的呼声来反对罪恶，而且还以勇敢的行动来打击罪恶。他拿着鞭子把利用宗教仪式来进行剥削的人们赶出圣殿。”既然控诉是肃清基督教内部帝国主义影响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而且并不违背耶稣的教训，教徒就理应责无旁贷地参与其中了。

三、毛团库伦：一个典型的控诉发动个案


陕西省靖边县五区的毛团库伦和小桥畔等地的控诉较为典型，颇能说明控诉的发动情况。靖边县五区的毛团库伦和小桥畔有两个天主教堂口，共有教徒321户，男381名，女455名。依据对待三自革新的态度，这些教徒大致被划分成三类，即遵守教规，积极念经，并袒护天主教的91户、既不积极，也不反对，持平常态度的149户，以及经靖边县委统战部近年来宣传教育与一些具体事实的感动，对天主教消极支持的81户。



1951年9-10月间，为驱逐负责当地教会工作的外籍传教士沙智林和文怀德，靖边县政府特派出两名专职干部甄平、詹玉珠下至基层，配合统战干部发动教徒诉苦，收集更多的材料以供审案。9月27日晚，两名专职干部抵达毛团库伦。在摸底工作中，甄、詹二人发现教徒无不充满了对政府宗教政策的担心和对外籍传教士的好感。如一位年长的教徒说：有人说先整一贯道，后整天主教；另有些教徒询问：听人说要把沙神父关押，到毛团库伦是不是要收拾李神父去？


见此情形，两名专职干部首先从党内着手，于三十号晚上召开了全乡十七名党员大会，紧接着在第二天，即十月一日召开了革新代表会议。在这两次内部会议上，讲清逮捕沙、文神父的理由及根据，首先打通了党员与干部的思想。在这样的动员、传达会议之后，被动员起来的基层干部便行动起来，进行宣传。毛团库伦、小桥畔、硬地梁子三堂口均有工作干部参加帮助，召开了村民会议，二政村则由村主任及代表负责领导，亦召开了村民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发动。然而，在与教徒的初次正面交锋后，干部发现效果并不理想，在发动中看见像有问题，可是教徒不说。经过分析后，甄、詹二人认为，大多数教徒对问题反不转、想不通，还有一些教徒得过外籍传教士的利益，另有一些教徒思想古旧，尚存有变天思想，怕洋人再来。

基于上述情况，专职干部甄、詹二人再次召集会议，利用会议讲清帝国主义如何侵略我国，霸占我国土地，在后台指挥下当老阎，使得中国人杀中国人等道理。与此同时，甄、詹二人又给各代表传授发动的办法，如要以算细账，提头头的方式三番五次的发动等。如此，小桥畔开村民会三次，硬地梁子两次，终于达到了提高人民觉悟的目的，因为开始有教徒向帝国主义份子展开了斗争，写出控诉状子。

一旦有人开始带头控诉，问题似乎就变得简单起来。小桥畔在第一个晚上开会只有三人写呈状，其余人不说话，但经过第二天中午及晚间的发动后，开始有三十五个参加，写出呈状十份，供出沙智林罪恶十五件。毛团库伦、硬地梁子的情况也大体相似。当群众被发动起来以后，召开更多人参与的控诉大会的时机显然已经成熟。于是，四号上午召开了三乡的毛团库伦、小桥畔、四乡的硬地梁子共二百四十人的控诉大会，宣读了沙、文帝国主义份子的罪状，而且国籍神父张耀世、李景星还起草写出驱逐沙、文神父出国的宣言，神父张耀世、李景星、修母赵玛利、高理纲、张进儒、析玛利、李玛大都签了字，到会的二百四十人，一致举手签名拥护这一宣言。


随后，参与控诉的人愈来愈多，由开始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150人，列举的罪状也不断增加，最终达24件之多，计有打死群众、拆散婚姻、指挥团队打我红四军、行凶霸道赶走群众的耕牛、造子弹等。经过这样的控诉之后一般教民是发动起来了，尤其是代表热情很高，神父修母虽有惧怕心理，但基本上靠近了靖边县委统战部。靖边县委在总结中还认为，以后应更多的培养积极份子，尤其是注意培养干部，而且要随时随地给以撑腰出主意，这样才能更好地开展控诉。

四、控诉在全国形成运动之势


经各方的积极推动以及吴耀宗等人的再三努力，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内的控诉很快就在全国展开，形成运动之势。


北京会议结束刚刚两个月，上海、济南、南京、宿迁等36处就已举行了大大小小的控诉会。据苏北宿迁的报告，该县5月27日的控诉大会共有城乡教会代表446人，包括22个单位，各教会的长老牧师控诉了美帝份子梅克堪和鲍达理。即便是那些由外国传教士长期严密控制的教会，也很快就投入控诉之中。另据不完全统计，仅1951年，中国基督教各团体先后在全国137个城市进行了规模较大的控诉会达228次之多。至于小规模的控诉会就更多了。如1951年5-6月间，一个小小的苏州城，仅基督教教会团体就先后举行了大小控诉会26次，参加教徒超过2000余人，亲自登台控诉的160余人。又如山东马庄的基督教团体耶稣家庭在革新阶段也是控诉不断，全家两百多成年信徒中，有22人报名控诉。

上海作为中国基督教的中心和三自革新运动筹委会的所在地，更是走在了控诉运动的前列。1951年6月至10月，上海基督教各团体就多次举行了控诉会，参与控诉者均为中国基督教内的头面人物，而且控诉会规模都不小，有时与会者竟超过万余人。

通过对大量有关中国基督教的控诉材料的分析，不难看出，供职于中国基督教团体内的西方神职人员无疑是重点的控诉对象，尤其是美国籍的传教士，更是成为控诉的重中之重。除西方神职人员外，新中国成立前逃亡海外的中国籍教会领袖、教会内与外国神职人员关系密切者或者对三自革新运动稍有异议者，也都被列入控诉之列。从参与控诉的人员来看，中国基督教内的控诉者基本上都是全国教会或地方教会重要的教牧人员。他们往往寄希望于通过控诉的方式来划清与帝国主义的界限，并以此获取在新中国的生存权。至于控诉的罪名，则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种：

(1)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
(2)进行间谍、特务活动；
(3)反苏反共；
(4)残害中国人民，压迫中国同道；
(5)新中国成立前勾结蒋匪、日帝；
(6)破坏新中国的各种群众运动；
(7)散播各种谣言，蛊惑人心；
(8)破坏三自革新运动；
(9)帝国主义走狗、教会败类；
(10)在各自供职单位内的阴谋活动，等等。

五、“重生”：控诉运动对中国教会的影响


作为教会内的空前之事，控诉不管是对中共，还是对中国的基督教和天主教，都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

首先，通过控诉动员这一技术和策略，中共成功地使部分中国教会领袖在表面上接纳了新中国，认同了新政权。中共政权建立后，为数不少的教会领袖和信徒都秉持一种超政治的态度，他们在内心怀疑中共的宗教政策，担忧教会事业在新中国的前途。这种状况显然与中共的建政目标相去甚远。然而，控诉过后，他们的怀疑不但一扫而光，大呼政治觉悟提高，喜获重生，更明确表示要热爱新中国，遵行政府一切法令。中华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执行干事缪秋笙参加完北京会议后感慨不已，不但称自己政治认识提高，更感觉到政府领导的贤明而正确，因而要与人民政府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刘良模认为，通过控诉使中国基督教获得了重生，当他听到毛泽东对大会代表的祝愿后，竟被感动得流下泪来。中华基督教会湖北大会理事长万福林则表示要彻底悔改，努力工作，参加一切爱国运动，遵行政府一切法令，拥护国家一切利益，力行三反，实现三自。中国教会对新政权的认同，以及对中共的绝对拥护，毫无疑问正是中共所需要的。


其次，经过持续不断的控诉，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形象发生了变化。1950年吴耀宗等人发表《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宣言时，还为宣言中如何表达中国教会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问题而感到为难。但经过激烈的控诉之后，问题基本上得以解决。中国基督教界已很少有人敢怀疑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充当侵略中国的工具、外籍传教士就是帝国主义份子等结论。教会内的各种慈善、救济事业也不再是救死扶伤的爱心之地，而成为借慈善之名行残害中国人民之实的杀人魔窟。即便是几十年之后的今天，很多信徒对此仍耿耿于怀，尽力为教会的清白辩解。

再次，控诉改变了外国神职人员在许多中国信徒心目中的道德形象。如陕西省三原县的三名女教徒，在控诉会之前参加西安的学习班时还说外国传教士怎样好，但控诉会后，恍然大悟，回去以后自动把帝国主义份子为笼络她们的小恩小惠毛巾、袜子还给外国人，甚至对这些帝国主义份子下了逐客令，其他那些以前以为和帝国主义接近是光荣的人，现在感觉到是莫大的耻辱了。又如天主教三原教区主教班锡宜(Feroinana Pasini)和意大利籍传教士谢霖嘉，控诉之前在教徒心目中有着非常高的地位，教徒认为班主教不出门光念经，是好人，甚至连当地革新委员会的主任亦承认其是好人。但经过当地党委组织的大小四次控诉会后，大多数教徒被激起了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思想，班、谢二人的道德形象亦随之一扫而光。有教徒就说：我过去在益华小学上学时，帝国主义份子班锡宜，把糖抛在地上，小娃娃拾糖吃，他就大笑起来，把我们中国儿童当鸡一样看待；年长的吕老太太也说出了我信的是天主，不是外国人班锡宜，政府驱逐他们就像把麦地里野草锄了一样，不锄掉，麦子就长不好的话；甚至以前被中共三原县委认为没明没黑的钻在堂里念经的最落后的八十一岁的王生财之母亲儿也表示：班、谢是瞎人，政府做的得对。在教徒感到与外籍神职人员打交道是一种莫大耻辱的情况下，驱逐这些传教士显然不会再有太多的阻力，因而也不会引起较大的混乱。



最后，控诉是争取教徒参与三自爱国运动的一个成功办法。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三自革新运动发起后，很多教徒基于信仰方面的原因拒绝签名，反对革新。但经过控诉后，相当一部分教徒顿时改变了态度。中共北京市第十三区委员会就认为：加控诉会是提高教育教徒的一个成功办法。该区正福寺天主堂对仁慈堂展开激烈的控诉后，把群众的觉悟程度普逼提高了一步，落后分子尹文锁会前看到神父还感到心里有点发麻，但大家控诉后觉着该叫他神父站到前头对其进行批斗；教徒张斌也说：要不是毛主席领导我们革新，我们总在火炕里，我以前不敢见你们，这一回可不得了！顽固份子王德义则说：我没好好革新，我真怕大家把我叫到前头进行批斗；更有教徒以实际行动表示对革新的拥护，教徒赵兰茹、张志诚的妻子都说自己有法蒂玛圣母等反动小册子，教徒杨春荣自动交出圣母慈爱祈祷会的小册子圣玛利亚，总之从参加三次控诉会来看．一次比一次都对教徒起了更深刻的教育作用。吴耀宗也承认：“中国基督徒的控诉运动，在肃清基督教内帝国主义影响的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它使大家认识了帝国主义主义份子假冒为善的面貌。”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毕竟有其特殊性，信徒并不会都因为政治的干涉或政府的强力，就完全改变其对宗教教义、教规的信守态度，尤其是那些虔诚、年长的教徒。在空前紧张的斗争氛围中，许多信徒非但没有参与控诉，而且对许多控诉者对教会的指控表示质疑。即便是许多信徒迫于压力参与了控诉，但其实控诉并非他们所愿，所以在控诉过程中，才会不断出现控诉的人抱着温情主义和敷衍的态度，谈远不谈近，谈外国人不谈中国人的情况，或者干脆只控诉些鸡毛蒜皮之事，或者白天控诉，晚上偷偷去忏悔。


也正因为如此，一旦政治控制出现松动或政府的强力因素退却，当年在激烈的控诉中加于中国基督教和天主教的诸多罪状便会慢慢地褪去。正如当年参加控诉的沈德溶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心平气和地回忆道，对传教士应该作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中的很多人确实是为传扬福音来到中国，他/她们安贫乐道，几十年生活在条件艰苦的农村中，过着和中国老百姓一样的生活；有些人甚至死在中国，这些传教士是我们的朋友。

本文转载自刘建平：《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基督教界的控诉运动》，有删减，点击下方链接，阅读原文

推荐以教会控诉运动为历史背景的

纪实小说《叛教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