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下基督徒”的历史 | 基甸聊天第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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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地下基督徒”的历史 | 基甸聊天第1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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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正在申遗的这些“秘密天主教徒”遗址跟远藤周作的《沉默》一样，见证了一段日本残酷迫害天主教的历史。在本期聊天中，基甸老师将回顾这段历史，并反思它对我们今天的意义和启发。

本期聊天录制于2018.5.31

日本“地下基督徒”的历史

文 | 基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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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本月（2018年5月）日本政府正式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了12个申请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与日本历史上天主教“地下基督徒”相关的遗址。推荐的理由是这些遗址对一段日本历史和日本基督教传统做出了“独特而非凡的见证”。

（注：中文里面“基督教”一词常常采其狭义用来指新教，但广义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广义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的信徒，两者英文都是“Christian”。）

这次申遗的这些遗址涉及的历史，是17世纪江户时代天主教在日本遭受残酷打压和迫害的历史。日本天主教文学家远藤周作的著名小说《沉默》就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去年好莱坞把《沉默》搬上银屏，让这段历史为全世界更多人所知。

▲小说《沉默》封面及电影《沉默》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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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中叶，西班牙传教士沙勿略把天主教带入日本。1560年代，天主教逐渐被一些日本人视为西方先进文化，开始得到一些大名（封建领主）的支持。到1580年代织田信长时期，天主教在宽容的环境中蓬勃发展，有200多座教堂，15万信徒。织田死后，他的继承人丰臣秀吉开始猜忌天主教的发展，把天主教视为对日本本土文化的威胁，因此驱逐了一些欧洲宣教士。到了1610年代，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时期，天主教在日本已经有70万信徒之众，德川决定闭关锁国，扶持日本本土的佛教和儒家，严厉镇压“洋教”。德川家康颁布了迫害天主教的全国禁教令。

1638年，幕府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派军队镇压了天主教信徒的武装反叛，史称“岛原之乱”。1639年（就是《沉默》的故事设定的年代），迫害进入最残酷的年头。天主教被视为邪教，整个日本倾全国之力对天主教徒这一特定群体施行灭绝性质的迫害。当权者采用强迫天主教徒登记、请佛教寺庙开证明、践踏圣像等手段打击、摧毁他们的信仰，很多持守信仰、不肯弃教的信徒被各种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酷刑折磨致死（包括拷打、灌水、烙印、丢入滚烫温泉和《沉默》里面描述的钉在十字架上被海浪冲击致死和倒吊着慢慢流血而死的“穴吊”，等等）。在惨绝人寰的肉体酷刑和心理折磨之下，也有很多信徒软弱弃教。

此后，天主教在日本成为“将残的灯火”，只有少数潜伏“地下”的本土秘密教徒保留了下来。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凭借船坚炮利强迫日本对外开放，西方天主教传教士才得以重回日本传教。1865年3月，长崎的秘密信徒来到启用不久的大浦天主教堂，跟在这里服事的神父接触，才使得这些在禁教以后仍世代传承信仰的“地下基督徒”被世人所知。这个“信徒发现”事件是日本历史、也是天主教历史上的一大奇迹。这些“地下基督徒”被称为“隐藏的天主教徒”“秘密的基督徒”或“潜伏的天主教徒”（隠れキリシタン，hidden Christians）。

▲崎津村落

▲长崎浦上天主教堂

这次申遗的这批遗址，包括当年秘密天主教徒们生活过的熊本县天草市崎津村落和散布在长崎海岛附近的天主教教堂建筑群。为了让遗址的挑选聚焦在体现江户时代禁教时期天主教徒遭受残酷迫害的历史，前几年曾经在名单上的两处禁教前的天主教大名的城址没有被选入。

历史上，日本和日本人曾经如此残忍、邪恶地迫害天主教，这当然是很不光彩的罪恶历史。我相信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应该铭记这段历史，以史为鉴，对历史有所反思。著名日裔美籍天主教艺术家藤村真（Makoto Fujimura）说，日本的推荐有多重意义：“首先，日本政府承认隐藏的基督徒，在天主教、在日本这片土地上的发展史中是占中心地位的，这也印证了《沉默》作者远藤周作的直觉——他的这本书对日本人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有很大的、有意义的贡献；第二，日本政府的推荐突出了天主教在多年的逼迫中仍然坚韧不拔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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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日本这段“地下基督徒”的历史，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看待政教关系，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不要把福音传播的希望寄托在世俗政权对宗教的宽容或扶持上。天主教当年在日本也曾经得到过掌权者的接纳和扶持，但朝代一更换，禁教和残酷的迫害说来就来。今天的日本更是一个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日本1889年颁布的宪法明确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也确保日本天主教会将不再受到任何政治力量的干扰），但是（广义的）基督徒在今天日本人口中的比例也仅有1%，比江户禁教时期以前天主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还低。神道和佛教文化深深植入普通日本人的生活，大多数人对基督福音仍然非常拒斥。

而江户时代的残酷逼迫，虽然表面上对天主教在日本是致命的打击，但却通过秘密天主教徒的奇迹为天主教会留下余种。殉道者的鲜血成为教会在两百多年后“复活”的种子，信徒经历的苦难也结出像远藤周作这样的世界级天主教文学家的文化果子。我近年在日本一些城市旅行，也常常能见到天主教的文化教育和慈善机构的院落。日本《读卖新闻》记者在评论这次申遗时说，这些“地下基督徒”的遗址证明，“政治权势永远不能彻底控制人类的心灵”。

▲天草基督教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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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在日本的这一段历史，见证了耶稣基督受苦和复活的救赎大能，以及基督的教会在遭受世俗政权逼迫时的坚忍。基督徒的信仰并非是“信了主，就保你一切顺利亨通幸福美满”的肤浅的“成功神学”。基督徒的信仰在很多时候，都体现在基督徒与基督一同受苦的实践上。

如圣经《希伯来书》所说，为信仰受苦的基督徒就好像古时那些以色列的信心伟人一样，“忍受严刑，不肯苟且得释放，为要得着更美的复活。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炼，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飘流无定”……在世人眼里，他们可能是loser（失败者），是癫狂的疯子，但是在上帝眼中，他们是极为宝贵的圣民，他们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因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参《希伯来书》11:35-39）；他们向往的是天家，是那“更美的家乡”；因此他们可以轻看眼前这“至暂至轻的苦楚”，“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那将来“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参《希伯来书》11:13-16，《哥林多后书》4:17）。

我祈祷，但愿日本“地下基督徒”的遗产申遗成功。但愿这些遗址今天仍然向我们说话，给那些为信仰忍受苦难、遭受逼迫的我的弟兄姐妹们带来信心的鼓励和盼望。我也求主恩待日本这个国家——她的历史上有太多的孽债和苦难，今天的日本更加需要基督的福音。但愿基督福音得着更多的日本人，在日本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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