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法治社会形成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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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治社会形成的历程

中国内地经济改革开放至今三十多载，社会物质条件大幅改善，人心贪婪的劣根性亦表露无遗：贪官肆无忌惮，企业道德沦丧，官商勾结，重大贪腐案件、食品安全问题及社会各层面的诚信危机无日无之。基建与市场经济模式建立后，培养公民意识、孕育廉洁法治社会，为官方避免亡国亡党所必需，为中华民族多个世纪的渴求，为改革开放路上最大的“硬骨头”。

数年前电影《金钱帝国》上映，内地弟兄姐妹从中了解到，香港约40年前仍然是一个公职人员公然索贿、贪腐横行的社会，却在廉政公署成立后约十年间一跃成为法治之区，奠定成为亚洲首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七十年代中期，香港已由英国委派的官员管治、并移植英国的普通法制度一百三十年，仍得在当时其他社会条件配合下，才能脱腐入廉。

今天，香港是公认公民法治体制建设最健全、公民意识植根最深的华人社会，她的廉政成效、法庭效率及公正性等，甚至超越其前宗主国，已真正做到超英越美，蜚声国际。中国内地无论教内和教外，均好奇香港七十、八十和九十年代社会如何华丽蜕变。主内的弟兄姐妹，亦渴望从香港的故事中得到启发，透过见证主道，为中国内地社会带来正面的影响。

法治的定义，主要是指社会中任何个人及机构均不可凌驾法律。法治的形成和维系依靠稳定的公民社会，让契约精神及程序公义等彻底落实，归根究底则是社会上下均尊重他人、不论是否血缘关系者的权利，爱护公有资产等。笔者成长于香港法治社会形成的关键时期，在回归前于港英政府直接管辖的中学（俗称“官校”）毕业。蓦然回首，童年及青年时期的点点滴滴，塑造了笔者一代牢固的公民意识。故此，笔者现以掠影的方式，尝试呈现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法治社会形成及巩固时期的人文环境，并以此为起点，尝试探讨内地教会如何透过门徒训练，造就能在社会中作盐作光的信徒。

成立廉政公署，根除集体性腐败

一九六七年，香港爆发反殖民地政府暴动，为香港战后最严重的民乱事件。华人受歧视外，官员贪腐猖獗也是重要的触发因素。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香港，警察勒索小市民，进医院要封红包，甚至消防员开喉救火前也要收取“开喉费”，市民苦不堪言。那年代也是香港的土豪岁月，暴发户（当中不少是与贪官勾结的商人）以“鱼翅捞饭”等暴敛天物的方式炫富，同时却有数以百万计的市民居住在环境恶劣的山边寮屋，台风暴雨之时害怕塌方和水淹，家园、甚至性命不保，即使风调雨顺之时，劳工权益也常被无良雇主蹂躏剥削。当时港英政府明白民怨沸腾，惟时任港督戴麟趾锐意打贪，却苦无对策。

1971年，麦理浩上任香港总督，眼看贪腐网络已经盘根交错的警察部门自我调查内部贪腐案件不可能有成效，遂筹备成立直属于他自己（港督）、独立于所有其他政府部门的反贪腐组织。1974年，港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简称“廉政公署”或“廉署”）成立，廉政风暴卷起，潜逃英国的英籍警官葛柏被引渡回香港审讯，被判收受非法利益罪名成立，锒铛入狱。此后，香港打贪雷厉风行，首先政府走向清廉，到80年代，私人企业界的防贪意识也日趋巩固。

香港的廉政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首先是标志性的葛柏案，廉政公署只能掌握葛柏较轻微贪腐罪行的证据，即使葛柏为当时的人民公敌，主审案件之华人法官扬铁樑被暴力威胁要重判葛柏，最终亦葛柏只是被判处四年监禁。“四大探长”（其中一位为著名艺人曾志伟的父亲）等外逃贪官，不少至今仍然未成功引渡回港审讯。在廉署成立前，香港警察部门几乎无官不贪，廉署成立后查处警察部门，激起外逃潮，畏罪自杀者也不少，可谓风声鹤唳，引发警方对廉署出事手法的不满。1977年10月，数千警务人员及家属集会，部分更包围廉署总部，群情汹涌下，以硬朗见称的麦理浩，作出了任内其中一次最具争议性的重大让步，宣布特赦令，对于1977年以前的贪污罪行，除了已立案调查者以外，既往不咎。

若单从“打老虎、抓苍蝇”的角度看，香港1977年以前的贪腐案件，相当部分没有查处，对过去式的贪腐，廉署并没有完成轰轰烈烈的检举运动。香港的贪腐案件判刑并不重，从来没有犯人因贪腐案件被判死刑，超过五年的监禁期也相当罕见。廉署却对1977年后的贪腐案件，高效彻查，检控成功率高，而且成立至今从来没有开枪，署方人员处事方式及形象专业，为市民认可赞赏的礼义之师。执法以外，廉署投放大量资源在社区教育工作。香港的廉政推展，依靠移风易俗将廉洁意识植根人心，及对贪腐事件不论大小一概零容忍的决心，多于诉诸严刑峻法。香港廉洁化，也许是华人社会在历史上其中一次最成功的和平改革，廉政的成功推展，为香港社会、经济及文化开启了黄金时代，市民展望美好的将来，不再纠缠为过去的不公报复。

在公职人员滥权普遍的六、七十年代，虽有部分宣教士，例如刚回天家的英国宣教士杜叶锡恩，转达华人的声音，敦促政府改善施政，却难以论证教会在香港廉政进程上的具体角色。总体而言，香港教会并没有活跃参与政治，主要专注于真理教导及济助弱势社群。另外，教会（包括天主教及新教）办理的学校为香港贫困家庭孩子得到良好教育的主要途径，教会学校也孕育了不少华人高管，惟这些都不足以在客观上确定教会在廉政上的角色。尽管没有世俗的学术证据，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深信神是信实的，垂听教会的祷告，医治当时香港的伤处。

笔者曾看到有香港某专栏作家对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示打贪决心嗤之以鼻，认定他没有麦理浩的特殊背景，不可能成功。笔者却认为，麦理浩的前任也是英国人，打贪却没有成功，两任港督的个性、作风及能力固然有影响，但香港前后十年的社会环境已大不相同，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当人的基本生存物质需求得到满足，就会追求安全感和被肯定等精神层面的满足。可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解释，似乎都不足以完全解释香港何以快速从七十年代初的腐败走向八十年代后的清廉。让我们归荣耀给神，相信这是上帝给当时香港市民及统治者肉心代替石心，把律法写在他们心里（结36：26-27）的恩典。

中国内地状况复杂，廉洁之路漫漫且荆棘满途。近年，内地社会状况和国人的心态悄然起了微妙的变化，炫富行为有收敛之迹象，追捧名牌的风气开始消退。笔者父亲去年到澳大利亚旅游，感到当地的中国内地移民，已不像十年前出国的国人疯狂追求物质享受，反而与西方社会本地人一样简朴，公民素质也接近本地人。诚然，社会状况的变化仍不足以瓦解贪腐集团背后的黑暗属灵势力。作为君尊的祭司，我们要认识到打贪涉及属灵争战的层面，要直捣那恶者阻挡国人认识真理的壁垒（strongholds）。当在上者宣告赏善罚恶的意愿，与神的心意一致，无论他们是否信徒，教会都有责任为他们祷告，我们的信心和自我责任的认知要打成一片，深刻认识没有上帝的儿女奉主耶稣之名驱赶那恶者，在上者一切的谋略和美好意愿都是徒然。

教会还有作先知之责，宣告真理，呼吁各人悔改，与人和好。贪官横行无忌，国人愤慨，人之常情，惟香港的打贪历史告诉我们，对贪官及行贿者高喊“杀！杀！杀！”，动辄以重典惩治贪腐行为，并不是建立法治廉洁社会的根本之道。上帝不快快审判贪官，原因与祂不查究我们罪孽一样——为了给各人机会悔改。中国人有崇拜个人、批斗个人的恶习，过去酿成众多悲剧，教会务必要劝诫信徒和非信徒，我们争战的对象不是贪官本身，而是迷惑这些贪官的黑暗势力。毕竟，道成肉身，为世人（包括贪官）舍己的主耶稣基督，愿意中国的贪官都像撒该一样悔改（太19：1-10）。

提倡公德，建立港人的归属感

序言中提到，法治社会需要公民意识维系，因法治之根本是各人不论有否血缘关系，均尊重他人的基本权利。如果多数人民没有归属感，不视所处之地为家，则达致法治之机会渺茫。七十年代前，港人多视香港为避风港，期盼中国内地政局稳定后回乡，缺少落地生根的意愿。麦理浩除了成功推行廉政，推行保障房、免费教育、改善医疗、发展新界新市镇等民生措施，亦锐意消除六七暴动所揭示的社会矛盾，建立港人对着这蕞尔小岛的归属感。他安排英女皇访港，宣示宗主国对香港的重视；又访问北京，促进两地关系。“香港是我家”的社会共识，始于麦理浩时代，并延续至今。

麦理浩个人形象亲切，经常便服出巡，到公共屋村（保障房小区）、菜市场等探视民情。热爱爬山的他，假期时会漫游山野，顺道走访新界农村。香港回归前后的高官，不少是于麦理浩时代初出茅庐，受他平实亲民的作风感染。香港前民政事务官李丽娟女士，港人昵称她为“大众契妈”（“契妈”即粤语中的“干妈”），忆述她刚进政府时担任麦理浩的助理，一次周六到新界乡郊出巡，弄得满脚泥巴，她按麦理浩总督的提议，到公路旁的小溪脱鞋洗脚，总督的亲切让她动容。李女士为官期间的真诚，有目共睹，卸任官职后，李女士为慈善机构筹款，继续造福社会。

麦理浩的亲民，让他在推动微观政策的成效，不亚于宏观政策。七十年代的香港经济仍然以工业为主，污染严重，加上市民公德败坏，不少市民感叹香港实是“臭港”。清洁香港运动由麦理浩开始推动，他以身作则，带头在沙滩收拾垃圾。热爱户外活动的他，1979年亲自主持香港最长的远足路线、以他名字命名的“麦理浩径”揭幕，香港一年一度的户外盛事乐施会毅行者，就是在麦理浩径举行。

元首的号召及当局的文宣仅为开端更多是象征意义。从教育入手，培育下一代的公民意识才是治本之道。港英政府在六七暴动后，推动年青人参与文娱康乐活动及社会服务，一定程度上是软性的维稳手段，为要将年青人的精力从政治活动引导至非政治性的群体活动。然而，不管初衷为何，言论创作自由却非政治化的环境及社会共识，加上中国内地的封闭，造就了香港在全球华人圈的庞大影响力，这部分会在文章后面部分详谈。这里先讨论当年“维稳”衍生的另外一个正面结果：萌芽于六十年代至于七十年代初，至八九十年代高速发展的志愿性青年团体。

翻开香港一般中学的社团名册，除了学术性、兴趣性及体育类的社团，社会服务及团体类的也不少，包括男童军、女童军、交通安全队、公益少年团、少年警讯（推广警民合作灭罪的组织）及香港青年奖励计划等。部分教会办理的学校，更有救世军及基督少年军等宣扬基督教的青年教育组织。其他国际性的志愿者组织，例如扶轮社及航空青年团，及一些本地的青年组织，例如主内的突破机构，也从学校以外的途径招募年青人加入。它们当中，要求参加者穿着制服的，例如男女童军、交通安全队、救世军及基督少年军等，也叫“制服团体”。

笔者中学至大学时期参加香港青年奖励计划（回归前称为“爱丁堡公爵奖励计划”），以推动青年人均衡发展，自我挑战为目标。奖励开放给14至25岁的参加者，分铜章、银章及金章三个级别。和别人比赛得胜并非获奖励的条件，但参加者要获取奖章，就必须在服务科、康乐体育科、技能科（文娱活动类）及野外锻炼科（野外探险旅程）及团体生活科（只限金章）都参与相关活动一段规定的时间，有所进步。每个级别的得奖者都从社会知名人士手上领取奖章，过去，金章得奖者更可获特区行政首长（或回归前的港督）亲自颁奖，以表彰社会对青年人努力的肯定。

这些社会服务及团体在香港相当普及，是不少香港人成长的重要经历。以香港青年奖励计划为例，高峰时期参加人数四万以上，无论年青人参与计划的比率及获奖励的人数，都因香港交通方便、市区贴近郊野及社会各界大力推动等缘故，成为国际青年奖励计超过100各地区当中，推展最成功的地区之一。奖励计划的活动是笔者中学时期人格发展最重要的一环。笔者为香港小康之家的独生子，少年时期少尝苦头，倾向自我中心，若非从奖励计划的活动中，培养毅力、锻炼体格、学习与别人相处及养成自律的习惯，今天绝对不可能承受上帝启示的宣教异象。奖励计划强调团队精神，青少年从活动中学习协商以达成共同目标，耳濡目染学会公民精神，笔者现在回想，效果远比课堂中的公民教育课有效果。

这些青年团体大多部分受政府资助，同时依靠热心人士捐款营运，活动的导师多以成年志愿者为主体。导师与青年人在活动中高度互动，一起面对困难，解决问题，补充了课堂中难以避免偏向考试主导的教育。另外，这些青年团体都没有鲜明的政治取向，向青年灌输的都是关爱弱势社群、自律自强、回馈社会、团队精神及尊重他人等公民社会的核心价值，鼓励不同见解和背景的年青人为了达成共同目标，求同存异、衷诚合作。导师也多是青年时期团体的参加者和得奖者，以身教传承这些核心价值。

中国内地家庭教会及非信徒社会人士，近年形成共识，中国日趋庞大的城市独生子女群体，极需要课堂以外的生活及人格素质教育，避免新一代成为不能吃苦、不会与别人相处的一代。“爸爸去哪儿”系列的热播，反映年青一代父母渴望活泼和生活化的亲子教育。笔者认识的一些内地传道人，也开始以参考类似香港青年团体的方式，作年轻信徒的门徒训练，或以其为向非信徒传道的平台。另外，笔者从香港青年奖励计划总会得悉，北京已有私人企业成功注册为国际青年奖励计划的执行机关，举行国际青年奖励计划协会认可的各章级活动并颁发奖章。

中国内地的环境能否复制香港的青年服务团体，显然不是关键所在，重点是招聚具公民意识、愿意陪伴年青人成长的志愿者。这一缺口，无疑需要由广大的家庭教会群体来填补。我们确信上帝会按其主权，以不同的、甚或是我们从未想过的方式兴起年青一代的信徒。教会掌握真理的钥匙，教会有责任厘清门徒培训和敬拜的真义。耶稣培养门徒，并非单靠向他们传讲真理。祂与门徒一起生活，以耕种、捕鱼和建筑等经济活动为比喻教导天国的真理，在会堂讲道、在圣殿侍奉，只是耶稣基督传道生涯的部分，甚至是小部分。

当然，笔者不是否定教导上帝话语的重要性。初中信主后，教会属灵长者和学校部分基督徒老师等的教导，依然难忘。同时也不能否定，在考取青年奖励计划奖章时，背着20斤的背包在山野迷路，拖着疲倦的身躯跟不上队友，与队友争执，多次想放弃；在奖励服务活动时在医院当志愿者目睹生离死别；在奖励活动中学习乐理和音乐历史等，是上帝让笔者被成年人造就、在年青之时就经历失败和成就的途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哀3:27），成长于物质丰盛、和平时期的年青城市信徒，需要成年人透过青年奖励计划这类平台，给予先知所述的福气，预备他们踏上“宣教的中国”的艰辛却美好的路途。

此外，诸天述说上帝的荣耀，天地就是上帝的脚凳，浩瀚的天际穹苍、滔滔波涛的碧海、巍峨高耸的山岭、郁郁苍苍的森林和生趣盎然的野外，就是上帝的圣殿（cosmic temple），新一代与大自然隔阂，等同被剥削圣经教导的敬拜平台，教会也要省察年青信徒不自知的需要，适当引导。关于圣经信仰与生态保育，笔者期待日后与弟兄姐妹分享。

革新门训的迫切性，已经摆在中国内地家庭教会的眼前，这任务不可能由个别教会及个别教牧同工完成，需要全体信徒更新信仰观念，重新认识信仰必须生活化，地区教会原为属灵网络，该资源共享等。著名职场神学家史蒂云斯在《上帝的企管学》中，提到初期教会凡物公用，因着共同的目标（传扬福音）形成家庭和政府以外的人际组织，为“公司”（Company，拉丁文原文就是分享“com”面包“pany”）的雏形。公民社会建基于非学员关系的民与民之间的良性活动，仰赖政府和家庭以外的组织维系。这样看来，中国内地教会要革新门徒训练和宣教差传，必须靠共造和共享面包的精神整合和运用跨教会的资源，因而形成的人际网络组织资源，也为中国公民社会奠定根基。

植根中华文化而融合现代人文精神的文化氛围

香港法治意识和公民社会植根的七十至九十年代，亦是香港文化产业最具影响力的年代。香港的电影、电视剧和流行音乐以粤语方言为载体，仍能散发感染力，深入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领先的制作技术、香港经济现代化的面貌等，无疑牵引了观众的眼球和耳朵。然而，这段香港文化黄金时代萦绕华人心灵、以至不少经典传颂至今的深层魅力，却在于香港社会当时海纳百川的社会国际性和多元性，同时又植根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港督麦理浩七十年代访问北京，英国大概已知道1997年香港回归已成不可逆转的现实。港英政府在二战后趋向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及提升中文地位，没有让香港华人全面英国化，尽管必有政治考量，客观上却在中国内地在解放后历经文化浩劫的年代，让香港荟萃国学的精英，传承中国传统文化。不少内地弟兄姐妹都说，香港是上帝拣选给中国的约瑟，以在改革开放后喂养中国教会——笔者期盼更年轻的香港华人信徒在这方面默想上帝的奇妙作为。

回归前，英国因鸦片战争夺取香港，笔者在政府直接管辖的上历史课时，带着公务员身份的老师，仍然可以引导学生批判鸦片战争为不义之战。本地学校的课程中，中国语文及文化为必修课，中学时不论文理科学生，学校必教授大量诗词及经典文言文，初中时期亦完整教授夏朝到当代中国历史。七十至九十年代，香港各方面的发展大幅超前内地，一般香港人没有嫌弃祖国，纵或因政见不同，或对内地恨铁不成钢，对于中华民族，却始终带着家国之情。

1984年洛杉矶奥运，中国女排拿到历史性的金牌，香港全城欢呼；

1991年华东水灾，一曲“滔滔千里心”，感动无数港人慷慨解囊，帮助江淮千万计的灾民度过难关。

此时的香港社会人文氛围，既洋溢赤诚的家国情，亦自然流露公民精神。港英政府推广的公民运动，如清洁香港、廉洁教育、生态保育及邻舍关怀等，均不会流于生硬的口号，一般会由著名歌星及影星主唱主演主题歌曲及影片，随便数算：

“地球大合唱”、

“点点烛光”、

“漫步人生路”、

“狮子山下”、

“万水千山总是情”、

“龙的专人”、

”我爱大自然”等，

涵盖邻舍守望相助、民胞物与、民族共融、崇敬自然及忧国忧民的情怀，纵然身处殖民地，面对贫穷落后的祖国，总体而言香港仍有“家国兴亡，匹夫有责”的气魄，并付诸实行，在改革开放后大力促进内地的发展。依此看，香港社会的公民意识的孕育过程，乃社会内部公德如廉政、守法、秩序等的进步、对家国民族的责任感及拥抱普世价值三方面平行发展，是一种勇于在交汇香江、百花齐放的文化中取长补短，继而迎难而上却不亢不卑的气度。

实施普通法的司法区中，不计算英美加澳纽，及仍为英国属地的离岸司法区如百慕大及英属维京群岛等外，只有香港和新加坡称得上法制完善、法治落实，但新加坡虽然华人占多数，毕竟是一个多元民族社会，以英文为国家民族之间的共通语，香港却在社会文化上以中华文化为主体，社会主流讲粤语、写白话文，既完好保留中华传统，又成功移植、甚至优化了英国普通法法制。中华传统的家庭观念，与普通法下强调依靠制度多于个人操守的法治传统，在香港这片土地成功糅合。反过来说，港英政府最大的德政，莫过于在回归前三十多年，一方面让国学专家及老师对年青一代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推展廉政及法治不遗余力。香港华人因自己祖宗的传统得到尊重，更容易接受英国文化优越的元素，特别重法制、讲程序的观念。毕竟，上帝造人，设定民族的疆界和期限，让人可以寻找祂，意味神把认祖归宗的观念放在人的心里。外来统治者要人忘本忘宗去接受他们的文化体系，即使可获取统治者的优良特质，也难免为被统治者排拒。

不少到香港留学和工作的内地同胞，都发现香港并不洋化，甚至比内地更接近中国传统。这对中国内地家庭教会，是重要的启示。基督信仰、法治及公民意识，都需要处境化（或本色化），“全盘西化”，则注定失败，即使成功，也是民族的悲剧。

从基督徒的角度看，现代法治与公民社会乃基督教文化普遍进入社会的结果。此观念在学术上，充满争议性，有关的论述非本文有限的篇幅可以涵盖。惟以真理的角度出发，圣经真理衍生的法治与公民意识，远比高举人权而贬低神权的自由主义衍生的法治和公民意识强，也对社会的属灵气氛更为有利。

香港的法治意识和公民社会，乃在中国传统文化被尊重、甚至有所演进和优化的环境下形成的，间接证明了中国内地家庭教会若盼望借发挥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力，转化社会，塑造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土壤，除了祷告支持政府打贪、信徒自身靠神的恩典在贪腐无处不在的职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及活泼的门训外，在基督信仰处境化方便必须加把劲。执笔时，在网络讨论群上，内地的弟兄姐妹分享内地非信徒接受基督信仰的障碍，洋教的顾虑、或文化上的隔阂，位居榜首，甚至比“政治正确”等形成更大阻力。从景教传入计算，基督信仰来华1500多年，不比佛教晚多少。即使以马礼逊来华始算，正统福音信仰也已经来华超过两个世纪，基督信仰在广大中华子民的心中，仍然与中华文化格格不入。对此，教会责无旁贷，必须从过去两百年生硬移植西方教会模式的惰性中悔改，见证及宣扬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中华文化及先贤所盼望之完君及失落了的大道，带着被圣化了的中华文化符号进入新天新地。

笔者期待日后与弟兄姐妹分享基督信仰处境化的见解。

2018.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