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音与中华】中文和合本圣经是怎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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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与中华】中文和合本圣经是怎么来？

                                   

马礼逊来华

马礼逊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位赴中国传福音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宣教士，他于1807年到达广州。

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远在1624至1662年荷兰人占据台湾期间，就曾有荷兰新教宣教士在那里向当地人传福音。由于当时从福建沿海移民台湾的汉族人还不多，因此那时信主的主要是原住民，或称为「高山族」、「山胞」。

马礼逊于1782年出生在英国北部一个称为莫培斯(Morpeth)的小城镇，记忆力很强，十二岁那年曾在一夜之间背下诗篇中最长的第119篇全文，并毫无错误地复述出来。

少年时的马礼逊也曾有过一段酗酒、狂欢、污言秽语的放纵生活，但他在十五、六岁的时候经历了重生的喜悦，成为长老会的会友。两年后，他决志奉献自己，作一名海外宣教士。1802年，他赴伦敦求学接受装备，在那里领受到去中国传福音的呼召，并于1804年向伦敦会(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请远赴中国。

当他还在伦敦求学期间，他就藉助大英博物馆里收藏的一部中译本圣经手稿学习中文。他曾对一位同学说:

「且不论学习中文的困难和其它的困难——这些困难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大的了——我们若去，必定先有决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

就是抱着这种「决死之心」，马礼逊排除万难，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途。1807年一月，就要出发去中国了。可是，当时垄断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却极不同情宣教士的工作，至使马礼逊无法直接从英国搭船，只好先转往美国，再从那里乘船去远东。

他于四月间到达纽约，便托人帮忙找去中国的轮船。轮船公司的职员听说他要去中国传福音，都觉得十分可笑。有人问他:

「马礼逊先生，你真的相信你能改变中国人崇拜偶像的习俗吗?」

「我不能，先生，」马礼逊十分认真地回答道:「但我相信上帝会做得到。」

五月十二日，马礼逊乘船从纽约出发，经过三个多月的航行，于九月四日到达澳门。当他从海上看到中国的海岸线时，便从心底里发出一声意味深长的感叹:

中国

啊

中国

这一声呼唤之中，包含着多少期待，又包含着对未来的多少疑虑啊!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远离自己的祖国和亲友，来到一个如此遥远，如此陌生的地方，不为别的，就为着把上帝的福音传给古老的中国。这需要多么大的信心和爱心才做得到啊!

这一声呼唤，也让我们想起，在马礼逊去中国的二百年前，意大利耶稣会修士范礼安(Alexandre Valignani)就曾在澳门等待十年，始终未能踏足中国本土一步。他在1606年临死前，遥望着中国大陆的方向悲痛而绝望地呼唤道:

岩石啊，岩石！你何时才能开门呢？

马礼逊会不会重演范礼安的悲剧呢?中国会不会再一次让来自西方的使者失望呢?在大海中开道路，在沙漠里开江河的神啊，您让「岩石」开启大门的时候到了吗?

中文圣经的问世

大家都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圣经译成现代德文，从而让每一个德国信徒，都能够直接通过神自己的话语，来寻求神的真理。现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出现，打破了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对圣经真理的垄断，使普通信徒不再单靠神父们的解释，就可以凭着神所赐的悟性来领受神的旨意。其结果，就是欧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摆脱了罗马教廷的思想禁锢，也使欧洲的宗教信仰和学术思想，从中世纪的封闭状态中解脱出来。席卷整个西欧的民主化进程因现代民族语文圣经的广泛传播。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禀承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这一传统，每到一地，必先将圣经译成当地当时的通行语文，好使当地人直接从圣经中认识上帝和祂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这一点，正是他们为当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贡献。在中国也是这样，第一本完整的中文圣经，就是新教宣教士奉献给中国人的。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最早把部份圣经译成中文的，是远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据考证，唐代景教译本有阿思瞿利容经(福音书)、传化经(使徒行传)、宝路法王经(保罗书信)、启真经(启示录)、浑元经(创世记)、牟世法王经(摩西书，可能是出埃及记)、多惠圣王经(戴维王的诗篇)，等等。这些译本虽未能流传下来，但仅从标题的译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语的很多影响。咋一看，几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圣经，还是佛教经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译过部份或全本的圣经。最早的中文圣经，出于十六世纪在中国宣教的耶稣会修士之手。

马礼逊于1807年来到澳门后，由于满清政府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他一时无法进入中国本土。但他一点都不气馁，相神必定会为他开路。所以，毫不迟延，草草安顿下来之后，马上开始学习中文。很快，他便决定亲手翻译圣经。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后期到达澳门的同工米怜(Milne)的协助下，终于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旧约圣经的翻译工作，并于1823至1824年间出版。

此外，英国浸信会派驻印度的宣教士马士曼(John Marshman)，也想着要为中国人准备一本圣经。他和一位担任澳葡政府翻译官的亚美尼亚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费了十六年的功夫，于1822年完成了新旧约全书的中译本。后来，又有英国圣公会宣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国宣教士郭实猎(又称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国公理会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马礼逊的儿子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译，于1840年前后完成的全本圣经，其中的新约部份题目为救世主耶稣新遗诏书，经太平天国删改后采用作钦定经书。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怜、麦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布(James Legge)和克陛存(M.S.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谓「代表译本」。由于参加者对神的名称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两种不同的译本。

1890年，上海在华宣教士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准备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1919年出版的国语和合译本成为最受欢迎，也流传最广的中文圣经译本。至此，「神的话语」正式成为中华文化体系中的一个无法忽略的组成部分，默默地发挥着净化心灵、匡正世道的功效。

马礼逊在中国的宣教活动

马礼逊于1807年9月8日乘美国货轮「三叉戟」号由纽约抵达广州，但由于清朝政府严格禁止外国人在广州居住，马礼逊之好躲在美国商馆里学习中文。翌年，马礼逊转往澳门，并于1809年2月接受东印度公司的聘请，担任其译员。对于他接受这份工作的原因，他向伦敦会作了如下说明:

「(一)可使我安全地居留此地；(二)大有助于我学习中文；(三)所得薪酬可减轻差会的财务负担；(四)或可改变东印度公司敌视宣教工作的态度。」

尽管如此，他对此项工作的心情仍然显得相当矛盾，他表示如有更好的办法使他专心于传教工作的话，他「将十分高兴辞去现职。」

至于后来的学者指责他与走私鸦片的东印度公司挂钩，从而使基督教(新教)的在华宣教事业有了一个「不光彩的」开始的说法。我认为应该用历史的观点看问题。首先，对马礼逊来讲，担任东印度公司的职务是可以使他长期居住在广州，并合法地出入中国内地的唯一途径。第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还不是以走私鸦片为主要业务的。第三，当时人们对鸦片的认识就如同现在人们对香烟的看法一样，认为祇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而已，因而并没有非常强烈的道义理由让那时的人自觉地反对鸦片贸易。而后来，正是在宣教士医生的临床观察所积累的数据基础上，才有越来越多的在华宣教士发起抵制鸦片贸易的运动。在英国国内信徒的呼应下，最终迫使英国政府采取了限制，以至取缔鸦片贸易的立法行动。第四，马礼逊所提供的只是翻译服务，并未参与公司的决策和管理，对于该公司的历史罪责不可能，也不应该负任何道义责任。所以，我认为上述的责难是毫无道理的。

在马礼逊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占了很大的份量。1823年在马六甲正式出版了新旧约全书中译本，这是他和中国助手们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结晶，也是他为中国人所准备的一份最宝贵的礼物。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顾长声在他所著的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中指出:「基督教的圣经全部译成汉文在中国开始传播，这是天主教在华活动了二百多年所没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译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义得以完整地介绍给中国，马礼逊是第一人。」

此外，马礼逊和后来的米怜(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编印了很多传讲基本信仰的小册子，免费分发给中国人。他们于1815年8月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计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据称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民营中文报纸。他又于1818年在马六甲创立「英华书院」，开了中国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马礼逊的另一项重大的文字工作是编纂华英字典，1817年在澳门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陆续出齐，共六卷，4595页，其中仅从康熙字典里所收的汉字加英译就达四万余字。这是他对中英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贡献。

虽然马礼逊在文字事工方面取得了如此丰富的成果，同时又要为东印度公司作翻译，但他仍然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所收获。据记载，在他来华开展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他为第一位中国信徒施洗，以后就有更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位梁阿发成为中国教会史上第一位华裔牧师，也是马礼逊在文字、教育和传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之一。梁牧师所著的福音小册勤世良言在当时曾广泛流传，影响到许多人，甚至后来的「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都是在这本小册子的影响下决定发起成立「拜上帝会」的。

马礼逊在中国工作二十余年，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妻子和一个儿子都因病早逝，确实为主、为中国人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牺牲。他自己也因患急症于1834年去世，终年五十二岁，死后安葬在澳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