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马拉雅下架基督信仰信息，逼迫后面有祝福？

以斯帖

喜马拉雅下架基督信仰信息，逼迫后面有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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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喜马拉雅FM上的基督教节目遭到下架，似乎我们要面临又一波对信仰的限制，挤压。然而，面对逼迫，我们当如何看待？神在其中有怎样的美意和祝福呢？让我们借着边云波老弟兄的分享，学习属神的智慧。

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当时的基督徒被歧视，被批评，被斗争，被逮捕，被拘押，被劳动改造，被群众监督。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捕的人虽然关在监狱里不得自由，倒还衣食、起居有点起码的规律和保证。但是在监狱外边的圣徒们，由于当时遍地的红卫兵无法无天、无恶不作，不但衣食住行毫无保证，甚至性命都可能随时丢掉，倒像是没有被捕的反而比被捕的苦难更重！

神让中国的弟兄姊妹经过那一段火的试炼是神的恩典，有神的美意。箴言 17:3 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惟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现在回想起来，我才觉得经过那一段火炼，神就是要把人熬炼成精金，才好为神所用。

※※拆毁自义，炼净旧造※※

神炼净了的就是我们的老我、旧人旧造，并拆毁人一切的自义。人免不了有旧造当中的名、利、私欲、贪婪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个人的经历，当年我奉献的时候，自己觉得还挺单纯的。我放弃了去爱丁堡大学留学的机会，放弃了教授邀我合著论文的机会，把寡母弱弟交托给神，自己去边疆传道。那时候，我想在边疆建立一个聚会的地方，然后把福音传开，甚至原来有一个想法是死在那里，因为我身体不好，觉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也许自己过不了 33 岁。可是，如前所述，当面对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是工作为先呢？是工人为主呢？是在神的真道上有所持守呢？还是为了工作可以放下一些原则呢？——旧我的渣子就显出来了。先前我曾不时暗暗地骄傲，认为有些年长的传道人各有失误，我还可以为主作些见证。实际上肉体当中没有良善，我被捕以后，很难靠主刚强得胜，很难靠着祷告将母亲交托。为了赶紧出来看母亲，审讯的时候虽然心里不同意，但政府怎么定罪名就怎么接受。我觉得这也是自己的一个失败。我想其他的人也经过这样的熬炼，我们常以为我们奉献得很完全了，但还是经不住一些试炼，甚至于试探，所以我说在那段熬炼当中炼净渣子。那段时间是神让我经历了软弱、失败，更深地看见自己内心里还有很多需要神怜悯的地方，需要圣灵的工作让自己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心意更新而变化。

后来我看到在提摩太前书 1:15 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其中“是”字是现在时态的，也就是说，保罗说自己“现在是罪魁”。他不仅是说自己以前逼迫、残害基督徒的时候是罪魁，而且是在自己已经被主用了一生、写了多少经卷、到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仍旧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想，这是他经过了多少千锤百炼才会认识到的。下面他接着说：然而，我蒙了主的怜悯，是主要在我这样的罪人身上显明他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样，荣耀归给神！——我觉得经过水火，可能有很多人会认识到自己的内心，认识到人的肉体之中毫无良善，因为这种缘故才更加仰望主，靠着主的怜悯工作。神也用了这样一些自觉软弱、无能、无力的人，才显明了他的作为。

※※回到主前，仰望依靠※※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灰心。1950 年代我被捕以后，还能够靠着主和神亲近。劳动改造期间，主日的时候在田地做农活，我就一边锄地，一边看着天，心里面唱诗，祷告说：“主，我还是和普天之下的众圣徒一起敬拜神的，虽然见不着他们，但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早晨我还是和众人一起敬拜神的。”那个时候是这样一种敬拜神的心情。

但是自从 1950 年代中期以后，十几年来好像越祷告信徒苦难越重，越祷告教会越发荒凉。那时我几乎丧失了信心。本来以赛亚说“耶和华的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我说耶和华的耳朵就是发沉了，不然为什么我十多年的祷告神就是听不见呢？特别是在 1966年八月底，大夫证明我因吐血可以休息一周，但是红卫兵仍然把我揪了去批判斗争。那天在危急忙乱中我是穿着制服短裤被带走的。他们叫我站在一张桌子上，要高举一个牌子，牌子上写的是“反革命传教士边云波”。边云波三个字是横写或是倒写的，名字上面打着红色的 X 号。红卫兵命令我把牌子举得最高最高，同时两腿站直，低头到最低最低。这种姿势任何人都难支持，何况一个吐着血的人！每当体力不支、膝盖不由自主地弯下来的时候，有个红卫兵就抡起一条木棍子，专打我的膝盖。每打一次我只好努力站直，但不久膝盖又弯了下来，就再被打直。后来两个膝盖鲜血直流，再打时腿实在直不起来了，我几乎要倒下去。这时主持批斗会的人宣布散会，叫人把我架到一个黑屋子里去。

神知道我没有恨那些苦待我的人，甚至能“求父赦免他们”。但是我向神有抱怨：为什么不把我留在监狱里？监狱里总还不至于受到这种毒打侮辱！很久以后我才渐渐想到：主耶稣受难前曾被彼拉多带出衙门，彼拉多向众人说：“看这个人！”（约 19:5）那时主耶稣的头上是荆棘冠冕，脸上是唾液血迹，紫色的袍子包裹着满身的鞭伤血痕。“看这个人”四个字使我再也不敢向神讲理了。我虽然不敢再向神讲理，但是我没有信心，觉得很可能一直挂着个反革命的牌子劳动改造，一生就这样下去了。所以那期间我和妻子耀轩说：咱们离婚吧，这样好解除你的一些负担，也让孩子少受牵累；我甚至还想申请去边疆劳动早些死去。但耀轩责备我说：你这种想法符合圣经吗？谢谢主，神赐给我这么好的一位妻子，帮助我逐渐从软弱中走了出来。

1970 年代初，我心灵里忽然响起了一首经文诗歌：“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赛54:10）。”就在那个时候，报载肯定要接班成为国家主席的林彪，竟突然叛国出逃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我真是看到世上的事情翻来覆去、千变万化，但是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那时我回到主前，才发现没有向巴力屈膝的，还有七千人呢！此后灵里的力量就刚强起来了。

※※活出主道※※

1980 年代，信徒们逐渐地从几十年的恐怖、惧怕当中清醒了过来，觉得应当按照主的教导，抵制罪恶，活出神的道来。我觉得当年弟兄姊妹们的心灵光景，是跟使徒行传所记载的差不多的。就像彼得一样，主被兵丁带去之后，他怕得不得了，一个小女子问他，他都不敢承认主名；而五旬节后，他被捉拿，被监禁起来，甚至于恐吓他不许再奉拿撒勒人的名传讲福音，但他回来之后还是非常喜乐，与弟兄姊妹一起同声祷告，其后是照样传扬福音。

无论在监狱里，或监狱外，总有些人就用他们的生活行为来见证主的道，比如说王明道太太。和她同一牢房的人受了暗示，对她进行许多的虐待，尤其一个女杀人犯，特别厉害，抓住她的长头发把她往墙上撞，要她否认主名，或说诬蔑主道的话，王太太就是不肯，所以吃了很多的苦。那段时间以后，那个犯人忽然病倒了，别人都不管她，只有王太太以爱报恶，给她端水还喂她吃饭，甚至将别人探望自己时送的糕点也送给她吃。后来这位曾经苦待、迫害王太太的犯人受了感动，听到福音后也表示愿意信主。类似这样的见证还有许多。像袁相忱、谢模善、林献羔、杨心斐等人，在监狱里面不怕被虐待，并以爱心对待虐待他们的人，坚守真理，以行动护卫了真道。

并且，弟兄姊妹在工作上也做了美好的见证。1970 年代中期，那个时候大家是吃大锅饭，有一句话说：“干不干，都吃饭。”所以大家上班也不准时去，下班也不准时走，迟到早退。工作时也是闲闲散散。唯独那些真正的基督徒，该几点上班，就几点去，该几点离开，才几点离开。不说闲话，不做闲事，不看闲书，专心工作。无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他们受了多少的难为，现在还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当时南开大学有位教授陈恩临弟兄说：现在有些单位里，真正工作的，只有那些无辜受了难为的基督徒！

※※寻找亡羊※※

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许多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冷淡了下来，甚至外表看着跟不信的人没有差别。文革后期，有一些人被主的爱激励，就想到过去同蒙恩召的弟兄姊妹应当在去而不返之前归回羊圈，重新回到主面前，于是就去找以前一同热心聚会而后来竟冷淡下来的弟兄姊妹们。

和我相识多年的黄良裔兄，文革期间断了联系，文革还没有过去，他来看我。我现在还记得他围着围巾遮着半边脸来到我的家里。我说：“有什么事吗？”他说：“没有什么，就是看看你平安不平安。”那时候信徒之间彼此不敢多说什么，黄大哥说：“我不坐下了，我就看看你怎么样。”我们站在那里说了几句话，他就用手指着自己的心，问我说：“好吗？”我就往天上一指说：“好！”然后他说：“那就很好。”就那么几句话，也算是灵里很宝贵的交通了。

因为当时你去看望人，是很困难的，有些人也不敢轻易地去看望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现在生活在比较安逸的环境当中，蒙了神多少的恩典，你去看望过需要安慰的弟兄姊妹们没有？

※※亲密无间※※

1940 年代末期，当年教会有一个大的复兴，但是宗派林立，彼此不合。甚至于彼此都是信主的人，在街头见面却形同路人。这是以前各宗派领导人制造的信徒之间的隔阂。1970 年代末，文化大革命刚刚过去的时候，弟兄姊妹只要看到对方还是信主的，靠主还可以站住，就觉得非常亲切，也不分哪个公会宗派，也不分大群小群。过去不讲话的、见面甚至理都不理的弟兄姊妹们，到了 1970 年代末，看见对方还能够坚守主名，不仅在路上看到很亲切，甚至于登门拜访；有时候抱着对方的肩膀，眼里都含着眼泪，泣不成声，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心灵里的感情非常地亲近。感谢主，经过文革这么一段患难和苦难，信主的弟兄姊妹亲密无间了！现在环境似乎好多了，没有那么多的困难和压力了，难道弟兄姊妹就不能在主内切实相爱、同心合意吗？难道非得有苦难的经历，非得有艰难的路程，非得再有一次文化大革命，然后才会想起来彼此相爱吗？求主光照我们、保守我们，若我有说重的地方，求主怜悯，也请饶恕我这个在你们中间的弟兄。

摘自边云波回忆录

《 残年忆史---中国现代教会史片断剪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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