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下）

寻找同路人

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下）

                  

张坦，基督徒，学者，贵阳活石教会会友，著有《“窄门”前的石门坎》（1992年出版）。为石门坎研究之先行者，贵阳“尼哥底母查经班”发起人。本文根据他的讲座录音整理而成，因有司干扰，讲座当天本该有数百人参加的，然而只有十几个去的早的人得以在现场听讲。今年是内地会来华宣教150周年纪念，愿诸位可以通过这篇文章了解福音在西南苗族广传的历史。文章很长，愿大家有耐心阅读。

今天连载讲座的后半部分。文中提到的部分图片过于模糊，没有贴上来，但不影响文章阅读。

演讲者：张坦

录音由赵晨光、龚有玲整理

          内地会150周年纪念

           内地会苗疆开荒对今天传福音的借鉴（张坦弟兄）

           二、使徒路线上的当代使徒

当时到内地来传福音有很多很多的不方便，首先是危险。交通的危险，比如伯格理就曾经在长江上面翻船，差点淹死掉，很多的传教士根本没有到宣教地就殉道了，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这是交通的危险。下面是我1987年拍摄的照片，大家可以看到，只有年富力强的人才可能凭借臂力爬过，稍一不慎就会坠入激流之中。一百年后尚且如此，可以想见一百年前了。然后是医疗，上千公里内没有一名西医，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一点小毛病就有可能要命。富能仁的老岳父邰慕廉差点因天花死掉（邰慕廉是与伯格理一同来的一个传教士）。第三是治安。因为乌蒙大山那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不到的地方，所谓的文化不到就是政权管不到的地方，有很多土匪、兵痞跑到那个地方抢人，匪患极其严重。而且那个地方的官府也不讲道理，还有文化上面的差异，不要说外国的传教士去，就是我们现在这样去都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还有很多的危险，每一条都足以让人致命，就不一一细说了。

其次讲到艰苦，内地会的宣教士当年是没有工资的，他们的工资是什么，就是凭信心。大家捐赠的钱，拿来平分以后给每个传教士，就是下一步的活动经费和生活经费。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所以他们往往是拿着单程的车船票怀揣着《圣经》就深入到没有供应，充满危险，处处艰辛的苗疆腹地。也正因为如此，内地会传教士大多数都是信心圣徒——目的不纯正的人肯定不敢参加这种传福音的“敢死队”。他们靠什么，他们靠的就是祷告和信心。

内地会的logo就是一双祷告的手。戴德生有一句名言，他说“如果我有一位无所不能的父亲，我又何求于一无所能的人呢？”

内地会就是在外部环境那么艰苦，内部自己缺乏供应的情况下，凭信心就这样深入到苗疆腹地的。我们要分辨是不是内地会的教堂，只要看有没有“以便以谢耳；耶和华以勒”这副对联，有这副对联的就肯定是内地会。其他的都没有这样提出来。

内地会的宣传品，出版物上也有这个对联，这对联的意思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耶和华必为我们供应”。《撒母耳记上》4章1节：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安营在以便以谢，他们用自己的办法打仗却打败仗了，一直到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祈祷依靠神才打胜战，撒母耳说了一句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

内地会传教士所处的环境比起当年保罗他们更艰难，因为初代教会时候，社会上有一种接待外邦人的习俗，我们看《圣经》里面经常有接待外邦人这个习俗。内地会深入苗疆，不但没有接济，而且有很多危险，在华的宣教士死亡187名，其中有69名就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因为去到的地方不一样，他和你在上海传福音当然不一样，他和你在武汉传福音当然不一样，他和你在成都传福音当然不一样，他们去的地方充满危险，比其他人的危险要大得多。

正是戴德生强调的这种牺牲精神和奉献精神吸引了大批的优秀的愿意为主奉献，全身心摆上献为活祭的传教士，其中不乏“剑桥七杰”这样的优秀人物。一些信仰比较纯正的小教会也集体加入到内地会，我们后面会说到这样一些小教会，在中国的传教福音史上的这一批小教会有几十个，就叫作“内地会系教会”。

在内地会传教士身上，恩典就是他们的使命，使命就是他们的恩典，主使用他们就是他们最大的福分。所以虽然艰苦，虽然危险，但是内地会传教士因其纯正的传福音的动机，他们充满喜乐，充满平安，哪怕是性命受到威胁也不能动摇他们传福音的心志，这成为内地会传教士一个基本的面貌。

我们来分享几个在苗疆开荒的先辈的信心故事。我们再说到党居仁，这个党居仁是第一个到“生苗”区传福音的宣教士。什么叫“生苗”区，当时清政府把没有开化的苗族以及其他的少数民族统称为生苗，这种人，他们认为不是人，不应该去接触他们，政府就在所有去生苗的路上设立了哨卡，我们知道贵州现在的很多地名，像沙子哨，石板哨，“哨”就是控制去生苗区的哨卡。就是不准你生苗区的人出来，也不准汉人和熟苗区的人进去。

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旁海教案是熟苗区的，熟苗区的人和汉人是住一起的。现在呢，我们来讲从来没有汉人去过的“生苗”区，那么最早去这个生苗区的人是谁呢？党居仁。就是安顺的这个传教士党居仁。他不但去，而且他也知道去的危险。因为我是搞人类学的，我也晓得很多的民俗，比如我们贵州有生苗放蛊、丢龙洞的传说，你们看金庸小说就知道，放蛊、丢龙洞是确实存在的。贵州很多地貌是喀斯特地貌，有很多的洞是没有底的，你这外人去了，他们就把你抢了，扔在洞里面，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是“丢溶洞”。

这样的事，在生苗区是很普遍的。党居仁去之前，他不是不知道，他身边有很多的助手是苗族，是熟苗，都劝他不要去。他偏要去，一定要跨进生苗区去传福音。不但要去，去了以后，他还要在那里过夜。

这些助手就怕了，因为当时的苗族人都会酗酒，喝到晚上就什么事都会发生，所有跟他去的人都怕晚上，都找着借口晚上撤回来。

党居仁一定要在那过夜，他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他要放幻灯片给生苗看，幻灯片肯定要晚上放，因为我们知道苗族人就用树啊、草啊、搭个棚就睡在那里面，不像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屋子里面就自创一个黑暗的条件可以放幻灯片。

党居仁为什么要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做，因为他就是要和他们走近，就是要进到他们心里。党居仁常借放幻灯需要夜晚的环境去达到和苗民同住的机会，在增大他生命危险的同时也增加了苗民对他的信任。

我年轻时曾经在乌蒙山区搞社会调查，我到过的苗寨肯定是省级机关干部中最多的，有一个叫乃趴的小寨子，很远很偏僻，到了山这边我实在走不动了，他们教会的人就说：我们住一辈子都住得，你去一阵子都去不得。一句话把我说的不去不行。那个寨子偏到什么地歩，问他们一句话，平时有干部来吗？没有。看过电影吗？年轻的那些就说没有，老一点的就说看过。什么时候看的？毛主席坐朝廷的时候看过。

你看，毛主席都死了那么久了，很久以前的事了，就是这样远的地方党居仁都去过。每每到偏远的地方，问一句：党居仁党牧师来过吗？都说来过来过。

对于这样的人，我只能由衷的钦佩。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心里面对他由衷的钦佩。他能够在乌蒙大山中看顾他的羊群，哪怕是这么远这么危险的地方，他不怕那些酗酒的和充满各样危险的人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看看当时的纪录文字，党居仁几乎每天都面临一次到几次的生命危险。但他从未因为危险而有过放弃。如果他有过一次放弃，今天中国的福音版图就不是这样，就没有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纪录。就连“苗族救星”柏格理到苗族中去传教也是党居仁指的路和写的推荐信。

党居仁是西南少数民族基督教板块真正的奠基人，是一个真正值得大书特书的现代使徒，《党居仁传》前言中说：“上帝借党居仁之手在中国西南部落中所行的大功，将永世传扬”。并称：“这是一项当代福音传播史上堪称伟业的功绩”。可惜他殉道较早，资料不多，台湾的弟兄给我寄来英文版的（党居仁传），我们现在有弟兄在组织翻译，等翻译完以后，我们再和大家有更多的分享。

我们再说到第二个传教士，叫博复礼，他比党居仁晚一些，他是红军长征的时候被贺龙的红二方面军绑架的。红军要他做翻译、翻译地图。红军进入贵州的时候，使用的是中学课本里的地图。经常迷路，找不到路。后来找到了独山的天主堂里，有一幅法文地图，很高兴，但是不认识。在旁边抓住了博复礼，一开始是让他翻译地图，到后来红军找到了中文地图就绑架他了，索要赎金。

我们知道当时的军费主要来源是绑架。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多次被陪杀场，多次威胁要被枪毙，几乎在同一时间，红十九师逮捕并杀害了另一个内地会牧师师达能和他的太太史文明。博复礼也面临同样的命运，可是他每日祷告，毫不动摇他的信仰，获得主赐下的平安。也没有要内地会拿200块去赎他。

后来红军走到昆明，想到他也帮过他们的忙，就把他放了。他被释放以后，写了一本《上帝之手》，一切都归于神的保守。

我们再说富能仁。富能仁的父亲家有名，母亲家有钱，他有才，才华横溢，20岁就举办了个人钢琴音乐会。你们教会的阿信弟兄还组织翻译了他的传记《山雨》。我估计你们对他的事知道得也比较多，就搁下不说了。我只想说所有的内地会传教士留给我们的就六个字：凭信心，仰望神，这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

三、基督中国化和中国基督化

前面两个我讲的是内地会传福音的方针，后两个讲内地会传福音的策略。先讲“基督中国化和中国基督化”。简单的来说，内地会在中国传福音的阶段里面，中国教会存在的一个思想就是本土化和本色神学。这个本色神学的核心思想就是现在我们“三自”神学家所说的“基督中国化”，这是现在“三自”非常提倡的一个说法，它主张在神学思想上去除西方色彩，把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像佛教、道教附庸于中国的皇权文化一样，使基督教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附庸，这是我给它的归纳。

这就要说到利玛窦和利玛窦规矩。利玛窦就是把中国文化大量的掺入到神学里面，利玛窦的规矩造成的所谓的“礼仪之争”，导致了一个现象：就是大家都把基督教当成一个和中国文化可以对接的文化。这种文化倡导“跨越式的传福音”。这个文化跨越就是利玛窦他们提出来的，这个得到了现在很多的“三自”神学家的赞赏。那么利玛窦的思想在天主教实际上是一种异端，一直到现在为止，利玛窦也没有被平反，不但教皇不认可他的做法，也没有给利玛窦这么伟大功劳，没有给他封圣，利玛窦连可敬品（天主之仆，天主教的圣徒封号）都不是。

可见，在正统的天主教里面他不是主流。在他之后，有一种趋势叫“索隐派”，索隐派就把我们中国的很多典籍都与《圣经》挂钩，他们认为“真正宗教（指基督教的整个体系）都包含在中国的古籍经典中。圣子降生、救世主的生与死及其圣行等主要秘密，都以预言方式保存在这些珍贵的中国典籍中”，如白晋说伏羲发明八卦是受上帝创世工程的启示，《诗经》中有关“姜媛”生“后稷”的记载而索隐出圣母马利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吕氏春秋·顺民》所载“汤祷”诠释耶稣基督的受难救世；后来的新教徒也采用这种方法，如马若瑟的“羊大为美”“羊我为義”论。

一直到现在，《创世纪与孔夫子不能解释的秘密》走的还是这一路线，这个路线在当时有非常多人赞赏，由此生发出“基督教儒教化”，“基督教佛教化”，“孔子加耶稣”这些。很多很重要的神学家他们都赞赏这个。我们认为，这个本色神学最大的问题是将基督的救恩降低到文化的问题，他忘记了《圣经》所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

他们把尚未临到中国的福音变成中国原有的因素，这样就会把传福音变成了文化运动。“基督中国化”最大的问题是使基督教堕落到中国皇权文化中，成为“神道设教”的帮手。

我们知道“神道设教”就是制造一个东西出来教化老百姓，这就是“神道设教”的本质。圣人因为老百姓相信神，便“设”一“神道”，并以此来教化老百姓，但圣人们觉得是没有“神道”的，只是要借用老百姓的相信来欺骗他们。

《荀子》最为清晰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官人以为守，百姓以成俗。其在君子，以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为鬼事也······”、“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文子·上礼》更一针见血：“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制物者不制于物，制法者不制于法。故曰‘道可道，非常道’也。”

“神道设教”愚民政策的直接后果是，愚民者没有道德底线：己所不欲，偏施予人，自己设骗局，而且乐此不疲——“圣人明知之（指祭祀），士君子安行之”、“故圣人之制礼乐者，不制于礼乐”；被愚民者没有道德追求——最能反映这种特征的如“送灶”，旧岁逝去前夕，灶神老爷按例要上天禀报所在人家一年的善恶，以供天帝决定赐福或降灾时抉择，人们对这位“现管”的灶神老爷不敢等闲视之，唯恐他打小报告，故在送他上天前，总要供些酒菜和麦芽糖封住他的嘴，免得他在天帝面前说三道四，直至除夕再把他接回来。连神都敢忽悠，完全没有了底线。全世界大部分百姓用“祷告”来建立与神的沟通，而中国百姓却想的是封住神的嘴——这就是“礼仪之邦”中华民族的道德素质。

我把中国的宗教，归纳成一句话，就是“骗子与傻子的游戏”。那么如果说我们教会参与到神道设教教里面，我们做骗子好还是做傻子好？显然都不是我们的追求道路，我们相信的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于人的意念”。

我们知道文化有两重因素，就是神的文化和人的文化。圣经里面神的命令、神的启示，他给我们的启示那部分，这部分是坚定不移的。因为那是神的奥秘啊。我们凭我们有限的一些所谓的知识，我们不能够完全理解神的奥秘。所以说只要是神的部分我们没有任何的借口，我们要一律执行。但是因为基督教他长期在异文化里形成的，他首先是在犹太民族里面，他又在罗马民族、在西方这些民族里形成。他长期在这些里面形成的东西，可以毫无保留地转化为我们传福音对象文化里面的文化。为什么？你看保罗就是这样的。原来老的法利赛撒都该教派，那些“律法”可以不执行。我们的割礼在心上，不在身体上。进入到现在，也应该是这样一个环节，所以说我很反对他们讲的所谓的跨越文化。

跨越文化就把基督教和那个文化做了一个平行的关系。我认为传福音是用两个文化的关系，它有两个层面：进入文化和超越文化。

因为不进入文化不叫福音，福音是通过文化来表现的，它只能通过文化表现出来。我们从内地会这样一个传福音的文化策略上，我们看见了他就是神的部分坚守，人的部分放弃。

首先，神的文化超越人的文化，神的命令坚定不移要执行，因信称义。再进入文化的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保罗的那个路线，“对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总之是为了救更多的人”。内地会和其他的那些传教机构不一样，他们到中国来，穿的是中国的服装，学说的是中国话，内地会还办了学校培训其他教派的人，培训他们的中国文化。

到苗疆开荒的这些宣教士着苗装、说苗话与苗族的同胞打成一片是他们的一个最典型的特征，我们在一些照片里面都会看见他们穿着苗族的服装，他们说的是苗话，不但说的是苗话，而且把苗话总结成文字，然后翻译了圣经给他们。这就是进入文化的那个部分。进入文化我们可以没有保留的，没有法利赛人的那些束缚，没有犹太拉比的那些束缚，我们就是要进入文化，他们只为一件事情，就是要传达神的声音。内地会的做法正是：上帝的原则坚定不移，民族的文化该改就改。他们不是像一些官方学者说到的那样“求同”，他们一开始就要“存异”——要把中国人没有的上帝植进中国人的内心。

在“超越文化”那一部分，有人说不要讲超越文化，说超越文化就是文化侵略，我说就是要说超越文化、文化侵略，超越文化、文化侵略是什么，是你没有的我来给你建立，你有，我有，我们交换，那是跨越文化。你没有，我有，那是超越文化。

只不过我们讲超越文化是天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不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

内地会制定了严格的属灵原则，在多次的教会信仰的争论中，内地会都持守基要主义的立场，读神学的大家可能关心当年传福音时的一些争执，很多的争执里面，内地会都是少数派，内地会当时是属于被批斗的对象。

内地会非常的顽固，包括对祖先的崇拜，他们都坚决反对，只要是沾着信仰方面的事的，就是我们说的神的文化的那方面，他都非常保守。我们就从他的苗疆开荒来看，苗族地区有三个东西对信仰非常可怕，第一是拜偶像，第二是酗酒，第三是淫乱。这三个是苗族几千年传下来的习俗，这三个对纯正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冲击，内地会传教士对这些都非常的严格。比如说，他们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对当地巫师的改造，内地会对这些巫师，苗族人叫做鬼师进行改造，叫“革鬼”，后来，苗族的很多牧师都是从巫师“革”出来的。巫师“革鬼”以后说我们那个神确实不管用，还是耶和华神管用，然后他们成为宣教士。

内地会传教士对犯下拜偶像、酗酒、淫乱这三种罪的人毫不留情到什么地步，有一点“中世纪”，就是给他们“放大牛”。什么叫“放大牛”？大家知道天主教最严厉的处罚叫做“绝罚”，就是把你开除教籍，因为我们要知道天主教那时候把人开除教会，你基本上在社会上也没有立锥之地了。所以说，这是很厉害的处罚，基本上就开除人藉了。那么，在苗族地方也是这样，你本来是我们寨子的，把你开除，你自己另外找地方去住吧，你就离开这个族群了。

所以内地会在信仰原则，属灵原则上都非常坚定，非常保守，是基要主义的，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这个特点，才会知道后面的成绩从何而来。内地会坚持公开见证基督的绝对的主权，绝不把基督的福音和任何的政治、经济、文化相混淆，这是真门徒和假师傅的最大的分界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地会教会属灵根基扎得深的地方。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来很多的拉拢利诱，比如，我们知道山东的内地会都被日本人占领了，内地会的传教士没有一个人动摇的；几十年的历次的不间断政治运动对他们的冲击，他们还是没有动摇；前几年“改革开放”，“一切向钱看’，也没有使内地会教会动摇。内地会教会的一百年，他们能十倍发展，他们能坚持得这么好，他们不容易啊。你看，他们是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下啊。

内地会能够做到这些，只有一条：听神的，不听人的。这就是内地会的策略，灵命上坚守，策略上灵活。

他走的还是保罗的这个路线，“进入文化”在苗疆开荒的内地会看来非常的清晰，是手段，不是目的；是策略，不是方针。内地会还倡导“土人办土人的传教事业”，提倡将传教团体分开，内地会的传教团体和他的教会是分开的，每一个教会之间都没有隶属的关系，内地会支持教会组织上的裂变，不接受外来的支援和补助，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要研究内地会传福音的策略，这些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表面上看来，与“本色神学”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本质性的区别，“本色神学”是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而内地会这样做，是教会国度化的考量，内地会的这种做法，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榜样。

1974年的《洛桑宣言》提到，全球宣教工作的战略新发展，要求教会要富有想象力和创新力的宣教的方法，其结果是产生深深扎根基督和本地文化紧密相连，福音并不表明某种文化比其他文化优越，而是按照公义和真理的标准衡量所有文化，并且确认在所有的文化当中都有绝对的道德教训，这个《洛桑宣言》正是对当年对内地会传福音策略的一个认定。

在上图中我们看到，富能仁和傈僳族信徒穿一样的衣服，富能仁的墓碑上有英文有傈僳文，英文和汉文。他们这种进入文化加超越文化的传福音的策略，最后形成了什么呢，我们来看这些照片，这是一九八几年还有最近几年，前前后后几十年拍的苗族唱诗班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他们穿的是本民族的服装，用苗语唱赞美诗。右上方的照片是在一个苗族的小寨子“噶几苗寨”，他们举办的音乐崇拜会，给我很大的震动，他们全部没有穿苗装，全部没有说苗话，讲的是汉话，他们唱的歌全部都是我们通行的赞美诗，全世界流行的赞美诗，后来我就问他们的传道人，为什么和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不一样？他说，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都信同一位神，讲一样的道，唱一样的歌，穿一样的衣服。他们有这样大的胸怀和气派，这样的普世精神才有这样的苗族教会，看起来这两张照片很普通，它带给我们的信息量很大，我们的苗族教会进入了一个很普世的“教会国度化”的新境界。

内地会对苗族教会领袖的训练，他的领袖都非常坚定，他们训练领袖的几种方式，在农闲的时候，举行大型聚会，退休会，禁食灵修，内地会把最高的神学院放在重庆，把少数民族的圣经学校办在昆明，这个主要都是征对西南少数民族版块来培养少数民族教会领袖的。

在崇拜方式上，内地会放得非常松，你们如果去到他们教会，肯定会非常不习惯，这简直是在瞎胡闹。有一句乌蒙山区的话说：大花苗唱，小花苗跳，彝族讲道，汉族听道。这是什么意思呢？大花苗的教会，他们的崇拜，全部都在唱，从头到尾，如果牧师在讲道，下面有一个人有感动，唱，马上大家跟着他唱，牧师也跟着他唱，整个的崇拜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这是大花苗唱。因为大花苗这个民族就是一个音乐的民族，在崇拜方式上，内地会非常放松，只要与信仰原则不在一个层面上，就让你把本民族的特点充分发挥出来。我现在带的一个博士，她是中国音乐学院的老师，她作的论文就是苗族教会的音乐崇拜，她发现了好多我没有发现的，比如“苗族灵歌“，一感动就唱出来，流传开。完全可与美国的“黑人灵歌”媲美，又有很多赞美诗和全世界的基督徒唱得是一模一样的，这样，就形成了“大花苗唱”的特征。

那么什么是“小花苗跳”呢？他们是另外一种苗族，非常擅长跳舞，我们知道苗族有一个著名舞蹈叫”滚山珠“，就是小花苗的。他们的特点就是跳，跳灵舞，大家一起哗哗跳，热闹得不得了，你去，也会受不了，像我们看一些韩国教会一样，觉得怎么和我们不一样。“彝族讲道”，彝族有文化，彝族传统上是领导阶级，像土司、土目，擅长讲道；而那些汉族都是些逃债逃难到那里的，是最没有文化最下层的，所以只有”听道“。他们总结了这四句话是他们那边教会的特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异端，这些是他们的特点，正是内地会关于“进入文化”的宽松，使苗族教会能够这样发挥他们的民族特色。同时促使这些少数民族教会非常早的三自。自立，自传，自养。葛布教会就是我知道的中国最早的少数民族三自教会，因为他们有本民族文化的进入文化的基础，又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又有那么好的灵命，所以，在那么多冲击到来的时候，他们能够站得住，他们不但有灵命，他们还有手段，能够站得住。所以他们能够跨过妁普梁子，去解放石门坎。

我们再举一个富能仁的例子，这个例子比较典型。富能仁对傈僳族的门徒进行训练的时候，他不是从物质上面来关心这些信徒，而是从灵命上面来关心他们，他让傈僳族的信徒自己去购买书籍，自己去建教堂，自己供养传道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你认为少数民族教会最缺的是什么，大家看到他们最缺的是物资，就给他们物资；富能仁看到少数民族教会最缺的是灵命，首先要关心的是他们的灵命，物质上再艰苦要锻炼他们来自己治理。富能仁就把教会的管理交给傈僳族的信徒，他在家乡组织了庞大的祷告团来支持傈僳族的教会，他的母亲在家乡带领这样的祷告团，富能仁的努力使得傈僳族的人几乎全部信主，在怒江大峡谷出现了一个大复兴。经过了数十年的冲击还很复兴。那些内地会苗族教会傈僳族教会，他们给我们现在的城市教会一种很深的反思。

四、打破一切宗派的障碍传福音

最后我们讲内地会打破一切宗派的障碍传福音。研究内地会，我们会发现内地会的组建非常晚，它是聚集力量最快的一个传教团体，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形成了中国最大的传福音组织。它最短，但是它最大，它聚合的力量特别快。

另一方面，内地会又是分散力量最广的传福音组织，内地会只做一件事，就是开荒，然后要不交给当地教会，要不交给内地会系其他传教团体，或者是其他的认信他的教会牧养。这样内地会就能够非常快的扩散，内地会的传福音面积在中国教会里面最大，成效也最丰。

它又最短它又最快它又最广，这一切都得力于它是跨越宗派的一个组织。

我们知道基督的大使命是对所有门徒宣布的，不是对某一个宗派宣布的，大使命是给每个教会的，内地会没有限制某一个宗派来参加他们，所有的宗派，你是灵恩派的，你是改革宗的，都行，只要你认信纯正的信仰，你有宣教的负担，你是条件合适的，都可以加入内地会。

但是，有一个基本的内地会宪法大家要认信，内地会宪法就那么几条，实际上就和我们的使徒信经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主流的信仰认信的这些原则，你认信这个你就可以参加内地会，我不管你原来是什么宗派的，你是圣公会的,你是长老会的，你是坚礼宗的都行。

你在你原来教会的那些都可以带到你牧养的教会来，都可以实现自已的那一套，我们都不管这一些，我们只管一件事，用最快的速度在中国传福音。这是内地会的宗旨，他把所有的宗派都融进去，他不但把宗派融合，你是哪个国家哪个地区来的，我们都不管，你只要是天国来的都行，你是上帝派来的就行，英系的，美系的，德系的，我们都不管，他非常宽大。

在苗疆开荒的并成功植堂的内地会教会，一半左右的交给本民族的来自治，比如我们说到的撒普山，就是王志明他们那个”六族教会“，六族教会在整个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还有葛布教会，整个西南的少数民族教会最早的，是内地会在中国最早的12个联区教会，他是其中的一个。

除了交给本民族的来自治，另外一半，就交给其他的教会来牧养，比如内地会系教会，我们贵州最著名的就是东德的女执事会，还有云南的五旬节教会，他是“剑桥七杰”的其中一个到那个地方去开办的。反正，我开荒，交给你牧养。现在我们教会之间的“拉羊”，比起内地会来，我们都感到幼稚渺小。

内地会，他一切都本着圣经，传教策略上，真正的得着神的智慧，他最快的聚，也最快的散，聚散得时，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以后大家要做更深的研究，我可以提供给年轻的研究者一些资料。

内地会在宗派问题上的开放态度使得少数民族教会内次社团特别多，不一定用好与坏来判断这种现象。我曾经到一个不通车的小山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做调查，村子里有三个派，一个叫圣徒派，一个灵恩派，还有一个火烧派，一个村子里面三个教堂，各去各的教堂，互相不在一起吃饭，互相不往来，你给我家做农活可以，吃饭时把你碗拿到旁边，自己吃自己的，这是比较特别的现象，好像犹太人在”律法“时期一样，但不管是哪个派，因为内地会原来对灵命的根基的强调，不管是哪个派，没有一个是不冷不热派，都是非常有生命的教会。

对于将福音传给我们的内地会，我一直抱着欠账的感情，我们今天得着神的救恩，就是当年内地会传教士播下的血种麦粒，是他们用生命给我们撒下了种子。我为什么说一直有欠账的感情呢？我当年写《窄门前的石门坎》的时候，对内地会认识不多，在书里发了一些谬论，现在我最不愿意大家去看那本书。有一次，我的一个学生，四川基督教的一个牧师，他是大花苗。他说老领导，你对我们不公平。今天，借着这个讲座，我不但要向神忏悔，而且要向内地会的先辈道歉，这种欠账和道歉的心情压抑了我很多年，因此我把今年也就是内地会150周年出生的我的孙女取名为兰馨，用以纪念别名叫兰花团体的内地会。因为内地会第一批传教士是坐的“兰花号”来中国的，大家就叫他们兰花团体。

我去年在澳洲当“研究孙”，帮儿子带孩子，发现内地会的档案馆就在墨尔本，包括当年戴德生报账的单据都有保存。因为我的英文不好，我就通过当地的基督徒找到现在的内地会机构也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他们也欢迎我们使用他们的资料。

我们几个对内地会有兴趣有感情有研究的基督徒，就商量成立“中华内地会研究中心”。很小的范围，就六个人，包括你们教会的阿信，台湾的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博士，还有戴德生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澳洲一个基督教机构的负责人，我们教会的一个懂英文的一个弟兄，就我们六个人。

我们筹备成立内地会研究中心，把那些资料拿回来翻译，把存留在海外的内地会资料和我们现在传福音结合起来，化为中国教会的精神财富，复兴中华福音。但是，“有关部门”比较厉害，他们偷窥了我的邮箱，于是省、市、区三级宗教局就来找我谈话，要我不要成立组织。他们还给我一个告知书，算是警告。我说我们是依法成立研究会，要到民政部门去申请登记的。

突然，我们开会的前一天，来了20多人的“联合执法队”，以贵阳市民政局的名义给了我一份“取缔书”。我说我们都还没有到你那报到，都还没有成立，你怎么取缔我，取缔我什么？之后国外来参加筹备的弟兄都受到“限期旅行”，“驱逐出境”的警告。

对这种可耻又可笑的做法，我已经请律师提起诉讼，但法院不受理，为什么，因为取缔决议书里面没有写“张坦”的名字，你和它没关系。我又要求行政复议，但二十多天过去了，没有回音。

今天秋雨之福教会安排我来做这个讲座，一大早就有公安到我家要我不要来。现在又把组织讲座的李英强弟兄叫到派出所“问询”，王怡牧师也赶到派出所“自首”，“有关部门”又派人把来听讲座的弟兄姊妹挡在楼下，还拘了一个“闹事”的弟兄。

我们相信唯有流泪撒种方能欢呼收割，我用希伯来书13章18节来结束今天的分享：“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