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徒与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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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教徒与主日

                                                                                                

清教徒与主日[注1]
文/巴刻（J. I. Pa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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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清教徒传统的正确方式
   

如果我们想在这个或任何话题上，从研究清教徒的教导中受益，我们的方式必须正确。清教徒景仰者研究他们作品的方式，很容易变成一种会被清教徒自己首先谴责的方式。因为我们对清教徒的态度可能有问题——我们会过于尊重他们，好像他们拥有无误的权威一样。但他们其实会严厉地谴责我们这样，因为这恰恰成了他们视为教皇派或偶像崇拜所做的事情。清教徒会提醒我们，他们不过是上帝记载下来的话语的仆人和阐释者。他们会要求我们只能将他们的作品视为理解上帝圣言的辅助和向导，而决不能过头。他们还会进一步提醒我们，因为所有人都会犯错，包括清教徒自己在内，所以我们必须把他们的教导放在上帝的圣言之下，不断进行透彻地检验，因为他们只是力求阐述上帝的圣言。或者，我们也可能错误地应用他们的教导。我们可能鹦鹉学舌、东施效颦，并幻想自己因此就继承了真正的清教徒传统。但清教徒会力图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这么做的话，就正好偏离了他们的传统。清教徒试图把圣经的永恒真理应用在当时具体的处境中——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教会里的处境，等等。如果我们站在清教徒的纯正传统中，我们也就会力求把这同样的真理，应用在我们今天已经变化了的处境中。人性不会变，但时代会变。因此，神圣真理在人类生活中的应用，虽然原则一直相同，但细节在每个时代却都不一样。如果我们只满足于模仿清教徒的做法，就无异于在上帝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20世纪，扭曲我们的心灵，而进入上帝没有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17世纪。这既不属灵，也不现实。圣灵首先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被赐下，是为了教导基督徒如何在他们的处境、而不是在一些过去圣徒的处境中，向上帝而活。如果我们沉溺于过去，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这种心态在神学上是行不通的。它意味着我们在思考上帝的真理时，缺失了一个核心步骤——把真理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应用永远不可能靠别人做好以后，再转手得到。每个时代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使用自己的良心，在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中，为自己分辨出来真理如何应用，它的要求是什么。应用可能在细节上与另外一个时代相同，但我们不能事先就假定如此。因此，我们学习清教徒的目标必须是，透过观察他们在他们的日子里，如何把圣言应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以学习到我们在我们的日子里，如何把圣言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
   

对我们这些相信现代福音主义需要纠正和发展，而过去的福音主义传统能为此提供一些资源的人来说，上面这一点极为重要。而看起来，现代福音主义正好就是在“活在过去”这个问题上，需要被纠正。当然，在目前的情形中，这个过去是指最近、19世纪末的过去。我们今天太容易满足于重复过去的东西，然后得过且过。但那时的教义不过是肤浅的清汤，他们在伦理、教会和福音应用等问题上的想法，有时甚至很成问题，因为这些想法不过是福音历史上那段灰暗时期的特征。但对这种状况的回应，绝不是退得更远，然后开始按17世纪，而不是19世纪的方式来生活。这种药方从很多方面来说，甚至比疾病本身更糟糕。我们当然需要追溯到比19世纪更早的时候，重新打开福音，教导更古老的丰富宝藏，但我们同时也必须向前超越19世纪的心态，进入到20世纪，好让我们可以把永恒的福音，真实地应用在当下。  
  

当我们研究主日这个题目时，和在其他题目上一样，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把圣经原则应用到当代处境，从这个角度说，这显然是一个已经推迟得太久的题目。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和言谈，常常只是流露出一种简单消极的律法主义。如果我们只是按清教徒在他们时代所发展出来的方式，把第四诫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就只会延续和加强这种律法主义。然而，如果我们抵挡住了诱惑，不采取这种转手获取的应用方式，而是下决心把上帝的律法，不脱离实际地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处境中，那我们就将会发现，在清教徒的阐释中，原来蕴含着那么多积极的原则，其表述无与伦比的丰富和具有建设性，可以引导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的判断。
   

二、清教徒关于主日教导的历史背景  

不过，首先我们必须对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点历史背景。   

清教徒发明了英国基督徒的“礼拜天”。这个意思是说，他们促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和实践：在一周的第一天里，没有任何商业和有组织性的娱乐活动，而是把时间完全留出来给敬拜、团契和行善。然而这种理念从未被欧陆的更正教会信徒普遍接受：正如巴克斯特所观察到的那样，“在这一点上的改革，英格兰是最幸福的”[2]。而清教徒取得这一成就的历程，整整跨越了一个世纪。在16世纪末，英国人礼拜天从教会出来之后的习惯，是在剩下来的时间里，“看下流的舞台剧……调戏女人、聚集酗酒、参加各种庆典华会；吹拉弹唱、跳舞、赌博、打牌、打保龄球、打网球、猎熊、斗鸡、走鹰、打猎，诸如此类；还有在安息日做买卖……踢足球，以及从事其他邪恶地打发时间的活动”[3]。严肃的基督徒（通俗意义上的“清教徒”）越来越担心这些事。清教徒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在尼可拉斯·博林德（Nicholas Bolind）出版的《真正的安息日教义》（True Doctrine of the Sabbath，1595）中，得到了完整的阐述，虽然对这个问题最早的文字阐述可能是理查德·格林汉姆（Richard Gillingham）的《论安息日》（Treatise of the Sabbath），这本书在博林德的书出版之前，被私下传阅了好几年。詹姆士一世的《运动公告》（Declaration of Sports，1618）宣布，除了斗牛、猎熊和打保龄球外，其他当时的流行活动，都可以在礼拜天上教堂之后进行。虽然詹姆士一世实际上“只是重申了自宗教改革开始以来就已形成的教会和政府的规矩”[4]，但这份公告还是把迅速成长的清教徒教牧团体凝聚了起来。在1633年，查理一世再次颁布了这个公告，并要求主教确认所有教牧人员都在讲台上广而告之，但有些人还是拒绝执行，并因此丢了饭碗。当时的情况如何，可以从巴克斯特下面的话里看出来。
   

当我年青的时候……我父亲的一个佃户就是镇上的吹号手，而集会跳舞的地方离我家门口不到一百码，所以我们在主日无法读一章圣经、祷告、唱一首诗歌、教导或指导一个仆人，耳朵里充满了不断从街上传来的风笛声、鼓声和叫嚷声；而且……我们成天受到街上市井小民的嘲笑，被称为“清教徒”、“吹毛求疵的人”、“假冒为善的人”，因为我们不愿做他们那些事，宁愿读圣经……而当告示（即《公告》，1633年）允许人们在公共敬拜之外游乐跳舞之后，他们常常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他们的活动，以至于读经者只好等风笛和玩乐结束之后，才开始读经，而有时跳小丑舞的人，还会穿着他们五颜六色的奇装异服来到教会，脚上挂着跳小丑舞的铃铛，一等到公共祷告结束，就急忙跑出去开始他们的狂欢。这是属天的相交吗？[5]  
  

但清教徒的教导还是起了作用。由于巴克斯特在基德敏斯特的工作，一个之前喧嚷、醉酒、世俗化的社区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以至于“主日在我们的街上看不到一丝混乱；而你走过街头时，可能听到一百个家庭在唱诗歌或回顾讲道的内容”[6]。在其他清教徒服事的地方，类似的改革也在发生。长议会及其继任者在清教徒信念的推动下，通过了一系列法规，禁止在礼拜天游乐、交易和旅行。最后，在1677年，当清教徒失势、被逐以后，一个强烈反清教徒的议会通过了《守主日法案》（Sunday Observance Act），重申并确认了联邦在这件事情上的做法。法案要求所有人在礼拜天都不能进行交易、旅行，及从事“属世的劳动、事业或日常的职业工作”，而要“公开和私下地努力……于敬虔和真宗教的责任”。这份法案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英格兰现在已经广泛接受了清教徒的主日理念，无论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妥协派还是不妥协派，在这一点上都完全一致。在当时卡洛琳圣徒还坚决反对清教徒的看法的情况下，清教徒的教导在这个问题上，创造出了一个民族意识。  

   
三、清教徒关于主日的教导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现在来看一看清教徒的教导本身。   

1、第四诫的含义
   

在这一点上，清教徒比改教家们更进一步。后者一般都跟从奥古斯丁、阿奎那和中世纪的教导，否认主日是任何意义上的安息日。他们认为，第四诫要求的安息日“是一个犹太人的预表仪式”，预表与基督建立了“恩典—信心”的关系之后的“安息”。因此，加尔文把它解释为：“外在的记号和记号所指示的实体之间，非常恰当的类比，只要记得我们的成圣是在于放弃自己的意愿就好……我们必须拒绝自己心思的一切活动，好让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而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正如使徒所教导的那样（来3:13，4:3、9）。”[7]但现在基督来到以后，预表就被取消了。所以如果继续坚持实行它，就好像继续献利未人的祭那样，是错误的。加尔文在这里引用了歌罗西书第2章第16节的经文，将之解释为针对每周的休息日而言。他同意，在预表的意义上，我们从第四诫还可以引申出一个原则，就是必须有公共和私下的敬拜，而且仆人和雇员必须有一天的休息。所以最后总结来说，基督徒对这条诫命的解释有三个方面：“首先，我们在全部生活中，都必须从自己的工作上得安息，好让主透过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其次，每个人都必须殷勤地灵修、默想上帝的工作，并且……必须遵守教会所制定的合宜秩序，听道、接受圣礼并举行公共祷告；第三，我们应该避免压迫在我们权势之下的人。”[8]他的谈论看起来好像是认为，这就是这条诫命对我们现在的全部要求，并且从基督徒的意义上说，没有任何内容禁止我们在主日教会敬拜以后，进行工作和玩乐。所有改教家都这么说。然而有意思的是，他们的说法在其他背景下，却都表明，“改教家从整体上来说，的确坚持第四诫的神圣权威和有效约束，要求七天中有一天拿来敬拜和服事上帝，只做必要的或有益于穷人和受苦之人的慈惠工作。”[9]为什么他们从来没有看出这里有不一致，即他们通常如此坚持，但却又否认主日有这个特征，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清教徒纠正了这个不一致。他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坚持说，虽然改教家们在犹太安息日的一些细节要求上，看到了预表和暂时的意义，是正确的；然而每六天的工作之后，留出一天来从事对上帝公开和私下的敬拜，这个原则源自创造时所定的规律，是为“人之为人”而设立的，因此只要一个人还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就对他一直有效。他们指出，既然十诫中与第四诫并列的其他九诫，毫无疑问都具有道德含义，而一直有效，那么第四诫本身，就很难说只有预表和暂时的性质。事实上，他们将其视之为第一块法版的整体的一部分，而这块法版所要系统处理的，就是敬拜的问题：“第一诫确立了敬拜的对象，第二诫规范了方法，第三诫指出方式，第四诫定下时间”。[10]他们注意到，第四诫开始的词是“当记念……”，因此表明它在摩西之前就已经有效。他们发现，创世记第2章第1节及其后的经文表明，第七日的安息是上帝自己创世之后的安息，而出埃及记第20章第8节及其后的经文所设立的第四诫，其神圣性正来源于此。那里把这一天描述为每周一次对创造的记念，“为荣耀上帝而遵守，把我们自己投入到对他的服事中去，并鼓励我们信靠他这位创造天地的主。透过守安息日为圣日，犹太人表明，他们所敬拜的是创造天地的上帝……”[11]清教徒进一步指出，这条诫命宣布上帝立第七日为圣日（即单独归给自己），赐福给它（即“使这一天充满祝福，好让我们在那一天虔诚的遵守中，期待从他那里得到赐福”）[12]；而基督虽然重新诠释了有关安息日的律法，却并没有废除它，反而坚固了它。这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他自己遵守它，并且也向他的门徒们表示，希望他们也继续遵守它（太24:20）。清教徒辩论说，所有这一切都表明，第七日的安息并不只是一个犹太人的预表，而是对创造之工的记念，所以所有人都有责任遵守，并一直遵守下去。因此，当我们发现新约告诉我们，基督徒在一个礼拜的第一天聚集敬拜（徒20:7），并且把那一天称为“主日”（启1:10），这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因着使徒的带领，甚至可能事实上是因为主自己在升天前40天的命令，这一天成了人们从此以后守安息日的日子，正如第四诫所要求的那样。清教徒发现，从一周的第七天，即旧创造结束的那一天，改变为一周的第一天，即基督复活、标志着新创造开始的那一天，并不与第四诫的要求冲突，因为这条诫命“只是要求我们应该每七天休息一天，守安息日……却……并没有要求那六天应该从哪里开始……在第四诫里，对我们如何计时，没有任何要求……”[13]。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实际上是使徒们做了这个改变，正如新约所隐约要求的那样。如果情形是这样的话，那么很显然，对犹太安息日主义的定罪（西2:16）与守主日毫无关系。我们所粗略勾画出来的这些考虑，就是清教徒建立他们的主日教义的要点，这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21章第7到8节中很好地总结了出来。   

2、第四诫的特点   

马太·亨利写到：   

安息日是一个神圣圣洁的制度，但我们必须把它当作一项特权和好处来接受和拥抱，而不是当作任务和麻烦。首先，上帝从来没有把它设计成强加给我们的东西，因此我们也不能这么来看待它……其次，上帝的确把它设计成给我们的好处，所以我们也必须这么来使用它……他在这个制度中，对我们的身体表现出关注，好让它们得到休息……而他对我们的灵魂更关注。安息日被设立成休息的日子，只是为了“让它成为做圣工的一天、与上帝相交的一天、赞美和感恩的一天，”因此，止息属世的事务是必要的，好让我们更紧密地献身于这项服事，把全部时间都用进去，无论是公开还是私下……你看，我们所服事的主是多么良善，他所设立的一切制度，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14]   

这段引文基本上把清教徒对主日的看法总结了出来。这里我们只特别指出亨利的三个要点，并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第四点推论。   

（1） 守安息日意味着行动，而非不动。主日不是偷懒的一天。“偷懒在每天都是罪，但在主日更是罪。”[15]我们守安息日为圣的方式，不是躺在那里什么都不做。我们从属地呼召的事务上安息下来，是为了进行属天呼召的事务。如果我们没有在那一天做后者，就没有守它为圣。   

（2） 守安息日不是一个繁冗的负担，而是一项喜乐的特权。安息日不是禁食，而是喜宴，是喜乐的日子，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恩慈的上帝之工。   

所以喜乐必须是贯穿始终的情绪（赛58:13）。“喜乐最适合圣徒，甚于其他人，也最适合安息日，甚于其他日子。”[16]“基督徒的责任和荣耀，是每天在主里喜乐，在安息日更是特别如此……伊格那丢（Ignatius）说，在主日禁食，就是谋杀基督；但在这一天靠主喜乐，以这一天的全部义务为乐……就是尊基督为大，就是高举基督。”[17]喜乐必须是公共敬拜的关键。巴克斯特特别讨厌枯燥、沉闷的敬拜。在主日一定不能忧伤，如果有人说，他在基督徒礼拜天的属灵活动中，不能找到喜乐，这表明他有些地方非常不对劲。   

（3） 守安息日不是徒劳无益的，而是蒙恩的管道。“上帝在他所设立的这个制度中，给我们的责任是，把这一天分别出来，专为寻求他的恩典和赐福。由此我们可以推论说，他会特别愿意赐恩给那些如此寻求他的人……安息日是一个蒙悦纳的日子，是彰显救恩的一天，是上帝特别乐意被寻见、被找到的时候……”[18]  

（4） 不守安息日带来管教。这正如滥用任何上帝所赐予的特权和蒙恩之道都会受到管教一样。因为不守安息日的罪，个人和社区都会遭受灵性的衰退和物质上的损失。轻看上帝美好的礼物，不能免于责罚。托马斯·富勒（Thomas Fuller）认为内战、托马斯·布鲁克斯（Thomas Brooks）认为伦敦的大火，都是上帝带给整个国家的审判，因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不守安息日。   

这种看待主日的方式所带来的可敬的积极性和福音特征，很少有人能超越。
   

3、守主日为圣的实际原则   

清教徒是有条不紊的人，并且非常彻底。所以我们会看见，他们对守主日这个话题在实际原则方面的关注，也给出了详细的说明。我们这里特别要考察四项原则：   

（1） 必须先预备好，才能过主日。首先，清教徒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意识到主日的重要，学会正确看待其价值。这是教会和个人的大日子，是“灵魂集会的一天”，是在联合赞美和祷告中进入“天堂郊区”的一天。因此，我们决不能让礼拜天变成例行公事，如果抱持这样的心态，我们就会因为形式的单调而轻忽它。每一个礼拜天都应该是一个大日子，如果我们完全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就应该满怀希望地迎接它。因此，我们必须把一周计划好，以便在安息日里获得更多的属灵好处。凌乱、疏忽都会阻碍我们从中受益，就像阻碍我们在任何其他事情中受益一样。“在自然人身上看到的、为了使用他们的身体而有的纪律和分辨，我们也必须学习用到我们的灵魂上：它们必须先提出和思考要什么……然后才能付出……所以，如果我们想好好使用灵魂，就必须（在之前的整个礼拜）预备我们的心……好让我们不会背上罪或属世担忧的重担……我们必须……停止一切使我们分心、缠累我们的事，把我们的心举起，使之不处于僵死沉闷的状态……如果我们想在主日快乐、有效地做主工的话。” [19]“预备心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主日就是对心做工的日子。”[20]从这个角度说，礼拜天的战斗往往在头一天礼拜六的晚上，就已经胜利或失败了，因为那个时候最好被分别出来，用于自省、认罪和为第二天祷告。巴克斯特的青年团契往往在礼拜六的晚上，花三个小时一起按这种方式预备安息日。“如果你愿意在礼拜六的晚上，把心这样留给上帝”，斯温诺克（Swinnock）向我们保证，“你就会在主日早上发现，它和上帝在一起”。[21]为主日预备的最后一条原则，来自巴克斯特那超级实际的头脑，就是：“按时睡觉，免得你在主日打瞌睡。”[22]  


（2） 公共敬拜必须是主日的中心。这一天必须以公共敬拜为中心，无论是早上、下午还是晚上。“每个安息日至少要有两次公共敬拜”。[23]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私人灵修必须放在第二位。但我们必须在礼拜天早上按时起床，把心预备好，才能赞美上帝、向他献上祷告并聆听他话语的宣讲，因为“如果在家里玩得筋疲力尽，或一起床就急匆匆地来到主的家里……圣言就会变成一种啰唆，只能让他的心更刚硬”[24]。清教徒的敬拜往往有三个小时长，但他们对那些抱怨其时间太长的人，毫无同情心。巴克斯特只是简单评论说，那些认为教会的敬拜枯燥乏味，却在酒吧或娱乐场所能待长得多的时间也不觉得烦躁的人，一定有颗很糟糕的心。尽管他还是又转过头来对牧师们说了两句，给他们建议一些“诚实的办法，好解决人们觉得枯燥的问题。当然要带着活力和振聋发聩的严肃讲道……但方式要简单，变化也要多，好让人对你不觉得厌烦。把上帝的爱和恩典倾倒出来，向他们敞开信心的福分、盼望的喜乐，免得他们烦躁。我常常听到人们说，当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就可以一直听下去，不觉得厌烦！他们听到这样的讲道时，就会觉得太短，希望能讲得再久一点……”[25]  
  

（3） 家庭必须在主日成为一个整体。（参看《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第118问）一家之主必须带领两次家庭祷告，带领一家人去教会，之后，还要考察和教导孩子和仆人，以保证他们完全理解讲道的内容。这里的原则是，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有不可推卸的照看家人灵魂的责任，而在主日，他更要特别履行这项责任。清教徒牧师不像现代牧师那样，透过妇女和孩子来接触到男人，而是反过来。他们是否更有智慧、更符合圣经呢？  
  

（4） 必须避免主日的律法主义和法利赛主义的陷阱。这些错误态度，对主日如同对所有其他属灵关注一样，都带来威胁。律法主义的心态习惯于强调主日不能做什么，然后就此打住；法利赛主义习惯于草率地责备他人，而不管那是否是出于实际的情况还是假想的松懈。这两者都违背了福音的精神。不难想见，巴克斯特对他们的批评很多，而且也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福音原则，以抵消它们的负面影响：“我会先看一个人在主日的积极责任，看他如何听道、读经、祷告、处理他的时间，看他如何教导和帮助他的家人。如果他殷勤地寻求上帝，照看好他的属天事务，我就不会因为他偶然说了一句属世的话、做了一件属世的事，就太快地论断他……”[26]这里显然有基督徒的智慧。
   

四、结语   

上面的内容不言自明，毋须更多评论。下面我们用一个见证和一个警告来结束本文。见证来自大法官马太·豪尔（Matthew Hale）爵士：   

我经过严格、仔细地观察后发现，认真履行了守主日的责任，总会给我接下来的时间带来祝福，而这样开始的一周，对我来说总是蒙福的，而且富有成效。相反，如果我忽略了守主日的责任，在接下来的一周中，我世上的事情就会变得徒然、不愉快。我这么写，并非出于轻率和随意，而是经过了长期、合理的观察和经历。   

警告来自托马斯·布鲁克斯：   

结束时要记住的是，全世界没有哪个基督徒，在敬虔的能力、恩典的高度、圣洁和与上帝相交上，比那些严格、认真、谨慎、有意识地把主日分别为圣的基督徒更好……为什么敬虔的能力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一样，变得如此软弱，原因就是因为人们不再严格、有意识地守安息日了……哦，真愿这些简短的劝勉能得到天上的赐福，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动工，好让我们能更严谨、认真、有意识地分别安息日为圣……[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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