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真理和生命：浅谈基督教中国化
道路，真理和生命：浅谈基督教中国化众所周知，这些年来围绕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中心议题就是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各地教会都在不遗余力的推进这项圣工，但在推进此圣工的过程中，也难免面对某些质疑和挑战，其中有些声音不容回避，如基督教中国化是否就是把基督教的信仰化掉，或者是篡改基督教核心信仰。还有是否基督教中国化只是响应政府的号召，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而没有任何的信仰与神学的内涵？是否基督教中国化所要做得只是在教堂建筑风格、赞美诗曲调的选择等外在形式上顺遂中国的文化特色而在神学思想上仍然保持独尊西方教会的理解和阐述信仰的内容？到底中国化在信仰和神学上有何意义？以下本文将从论述在信仰、神学、实践三个方面阐述基督教中国化的必要性，既回应一些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质询和挑战，同时也探索基督教中国化可能会出现的途径。管孔之见，也许很不成熟，还望诸位同工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一、从圣经层面看基督教中国化
根据基督教信仰中的“唯独圣经”的原则，我们一切的侍奉和事工的出发点都应当是以圣经为本，或者至少不与圣经真道相冲突。有人因此就会质疑，圣经中也没有提基督教中国化啊？是的，圣经虽然没有提基督教中国化，但圣经同样没有明确提及“三位一体”、“教会的大公性”等这些重要的信仰命题。这并不意味着圣经没有明确提及的就不是真理或者就不能实践。“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后3：6）我们必须寻找圣经中关于教会在一地社会文化中建立和发展时圣灵的带领和指引，当时教会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是否与今天基督教本地化的原则相一致，如果是，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说，照着圣经的真理，基督教中国化是必要的。
众所周知，基督教中国化分为三个层面，即政治上认同，文化上融合，社会生活中参与。这是很多学者专家及有关人士的共识。我们来看圣经如何教导的。
首先，圣经告诉我们，基督教会无论走到哪里，应当顺服人的权柄和制度，即使是尚未信主的君王，基督徒也当顺服，因为政治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的。罗马书第13章的教导大家都比较清楚：“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罗13：1）彼得，耶稣的大弟子，被后世教会尊为第一任教宗的使徒，在晚年基督教会遭受罗马政府逼迫时，仍然劝勉当时的基督徒：“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或作阴毒），总要作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彼前2：13-17）可见，在政治上认同政府的管理，顺服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符合圣经的。
其次，圣经对于福音所传到之地的文化，也采取了一种进入和融合的态度。圣经记载保罗到雅典去传福音，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心里焦急。但他没有采取野蛮和粗鲁的方式，攻击毁谤雅典的文明，而是学习去观察，去体认，然后站在亚略巴古当中，向雅典人阐述独一真神的信仰。在他阐述独一真神的信仰之时，通篇未见对雅典异教文明的指责与谩骂，相反他还很认可雅典人凡事敬畏鬼神的态度。同时他引用当时异教诗人所写的诗歌，来论证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成为了宗教对话和交流的先驱。今天我们传道者，要多向保罗学习啊！基督教进入中国文化，应当多聆听、多观察，少攻击、少指责。在与中国文化对话中实现融合，才是福音在中国生根发展的立足之道。
最后，圣经对于教会参与社会生活层面，为主作见证也提出了明确的期望。耶稣基督就对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4-16），保罗告诉我们：“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12：17，18）圣经记载，基督教早期教会一开始就“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徒2：47）
二、从神学发展的层面看基督教中国化
基督教在传播的过程之中，她超越文化之上，但却无不受到所植入文化的影响，并且在文化之中开花结果。如果借用耶稣基督传道等于撒种的比喻的话，那道就是种子，一国一族的社会文化现实就是好土地，在这土地之上，福音开花结果。
首先，早期教父神学关于“道种”的思想为基督教处境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基。在公元2世纪基督教在古典希罗文化中发展之时，遭到了来自希腊文化的挑战和质疑，为使基督教能够在希罗文化中被人接受，以查士丁为代表的早期基督教希腊护教者大胆运用了圣经约翰福音中关于“道”的观念，并借用斯多葛主义哲学家们的词汇“道种”（seeds of Logos）来描述一切古典哲学家们对道德宗教的普遍共识。他们借着先在基督普遍的启示，心中都已经有了道的种子，在基督到来之后，使其达至完全。而亚历山大的革利免认为，希腊的哲学与犹太的律法都是把人引到道成肉身的基督面前。“对革利免来说，道是异教哲学与基督教的启示之间的联系点。”（胡斯都L 冈察雷斯:《基督教思想史》，金陵协和神学院，2002年，第188页）。借着道在人间的理论，基督教信仰确定了进入希罗文化并融入其中的理论根据。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当时基督教信仰传入中国，这些护教者们也会借用中国的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来表述基督教真理。
其次，基督教重要神学概念的确立也是信仰的超然启示借文化表达过程的产物。基督教神学的发展中，关于“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完整的同居于一个位格之中”等重大神学概念除了直接来自于圣经的特别启示之外，在表述这特别启示之时，也是大量借用了希罗文化中特定的哲学词汇。如“位格”和“实质”（或“本体”）并非圣经本来的词汇，乃是来自于德尔图良、巴西流、奥古斯丁等精通希罗文化与哲学的教父们对希腊文化与拉丁语汇中概念的借用。因此，基督教神学的发展是和基督教信仰与本地文化认同与结合密不可分的。
最后，当代基督教神学大多主张在基本信仰不变的情况下推进神学思想处境化。进入到20世纪以后，基督教神学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但几乎无一例外，所有主要和重要的神学思潮都竭力主张基督教与现实处境对话，进入社会主流文化。天主教向来以保守著称，可是在其20世纪六十年代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中，一反常态的指出“所以天主的民族——教会，为建设基督之国，便丝毫不损及任何民族的现实福利，反而促进采纳各民族的优长和善良的风俗；采纳时加以净化、加强和提高。”（《天主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文献（上）》，天主教上海光启社，1998年5月，第17页）在基督教新教各种神学流派中，从巴特的新正统神学到美国福音派运动，从莫尔特曼战后的希望神学到赫罗马德卡与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神学，无不是神学思想处境化的体现。
三、从实践的层面看基督教中国化
首先，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基督教本地化的榜样。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其本质上就是基督教信仰在各民族各国家本地化的一场处境化运动。改教者们纷纷废除了拉丁语的弥撒而改用本民族语言敬拜上帝；格列高利平咏调被各民族曲调的赞美诗所取代，当改教者开始大规模用自己民族语言翻译圣经之时。基督教本地化就在改教运动之中被无形推进了。正如曾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伦西博士所说：“在16世纪，当改教者决定用英语来诵读圣经的时候，安立甘教会实践的就是三自运动。他们用人民的本国的语言来制定崇拜礼文。他们建立了一个英国教会，既不离开公教会的教义，又维护地方独立和自治原则。只有维持自己的性格，热爱自己的根，你才能为普世教会做出贡献。”（《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文选》1950-1992，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93年，第185页）
其次，三自爱国运动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伟大实践。由吴耀宗等老一辈教会领袖所发起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则是基督教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实践的开始。在解放前，虽然有过大大小小的自立运动，建立过自治的中国教会，但大多数教会的神学和实践，牧养和事工都掌握在外国宣教士手中，中国教会很难真正做到本色化和处境化，以致基督教仍被称为“洋教”，甚至有“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的说法，自三自爱国运动后，中国基督教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与世界的东方。正如丁主教曾言：“今天，中国教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去除了它原有的西方形象。不但他的领导同工都是中国人，不但他的经济收入依靠中国信徒，而且表达基督信仰的思想、崇拜、美术、音乐等渠道，也越来越中国化。”（同上，第184页）
最后，基督教中国化需要继续落实在牧养事工中。回顾历史，立足当下，放眼未来，基督教在中国本色化的道路依然悠长深远，需要我们一代代中国基督徒为之奋斗不懈。这是一项伟大的圣工，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必须先踏踏实实的把基督教中国化落实在我们教会的日常牧养事工之中，才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这就需要我们扎下心来，在日常解经讲道、敬拜礼仪、教堂建筑、音乐风格等方面，大胆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使基督教会融入到社会和文化之中，成为中华大家庭中真正具有贡献性的一份子。这是每一个中国牧者都应有的异象和托付。
四、总结：道路、真理和生命
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但这道路怎么走，这真理怎么阐释出来，这生命怎么见证出来，确实需要每一代基督徒在自己不同的文化处境中去体认。中国现实的社会和文化处境决定了这是基督教两千年的历史上所没有遇到过的情形，同时也是上帝赐给中国教会特别的恩典，注定中国教会要走一条蒙福而特殊的道路。基督教中国化的任务任重而道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学习“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便能知古始，”为基督教在中国建立起美好的”道纪“（参《老子》第14章），以完成上帝托付的大使命，也为中国的社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金灯台团契分享组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