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主恩 发表于 2015-11-25 03:01:20

腾讯新闻报道“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

腾讯新闻报道“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

      日前,由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深圳西西弗书店和后院读书会主办的“作为皇家宗教的上帝崇拜”——学者杨鹏《“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在深圳华润万象城4楼西西弗书店举行。该书作者杨鹏现场分享了他对于中国皇家宗教——上帝崇拜的研究心得。
当天出席沙龙的还有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剑桥大学考古系博士候选人汪佑霖,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等评议嘉宾。
甲骨文里“上帝”已经存在了学者杨鹏介绍,《“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是他正在准备的另外一部大书的前期理论铺垫。“这本书主要是对中国古代典籍中的‘上帝’的信息进行梳理和分析,然后站在‘上帝’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思想史展开分析。从‘上帝’这个角度去看待中国思想史的学者很少,这是我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上帝学’、‘上帝神学’。”

在杨鹏看来,讲到“上帝”这个概念,大家就会想到基督教。其实“上帝”这个概念,本来是中国本土宗教的概念,在商朝的甲骨文里,“上帝”已经存在了。“一直到清朝结束,‘上帝’祭拜一直是君王朝廷的宗教传统。在商朝甲骨文中,称至高神为‘帝’或‘上帝’。到周朝的时候,称至高神为‘帝’、‘上帝’、‘天’、‘皇天’。‘上帝’与‘天’,是对同一至高神的称呼,异名同谓。至高神‘天’的概念,也存在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用语中,比如‘听天由命’、‘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切由天定’,故‘天’是命运的至高主宰。”
然而,敬“上帝”,敬“天”,这是中国君王朝廷几千年的传统。但为什么“上帝”成了基督教的概念呢?杨鹏解释,明清时期来华传教的利玛窦等人,用“上帝”、“天主”来翻译《圣经》中的至上神,从此“上帝”这个中国本土至上神的宗教概念,就逐渐成了基督教至上神的概念。“利玛窦等人用‘上帝’来翻译《圣经》,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上帝’概念,与基督教至上神的内涵相同,可以用‘上帝’来翻译。由于基督教的发展,在中国百姓的意识中,‘上帝’就等于至上神了。”
此外,杨鹏还表示,中国人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集体主义,但在宗教领域,是极端个体主义的,这是一个有趣的社会学现象。他说:“中国传统宗教信仰中,最具公共性的信仰,就是上帝信仰。君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垄断了具有集体行动能力的宗教,放任百姓去寻求消除了集体行动能力的个人化宗教。基督教进入中国,与传统的中国君王垄断上帝崇拜有内在矛盾。人人信上帝,就是人人皆天子了。人人信上帝,就意味着信上帝的人们有了共同信仰对象,从而有了集体行动的能力。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政治——宗教结构,公共性的宗教归天子,个人性的宗教归百姓。公共性的宗教的大众普及,是公共领域人与人平等的重要条件。”
孔子有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值得一提的是,杨鹏对孔子的信仰进行了分析。“孔子对鬼神的态度是回避。但孔子回避鬼神,并不能因此说孔子没有宗教信仰。要弄清孔子这方面的思想,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在孔子时代,‘鬼’、‘神’是什么意思,在孔子时代,‘鬼’指人死后的灵魂。即便今天,我们中国人都隐隐约约觉得,人死后还以某种方式存在,所以仍将清明节去扫墓视为大事。如果清明不去扫墓,人们会觉得欠点什么,这就因为相信仍然有‘鬼’存在。”杨鹏说,“此外,在孔子时代,‘神’指的是自然神,如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并不是今天大家心中的‘神’的概念。今天中国公众心中‘神’的概念,更多是指基督教流行以后的‘神’的概念。”

他认为,孔子所说的“敬鬼神而远之”,众人把孔子这句话理解为孔子没有宗教信仰对象,这是误解。此话意味着要求远离“鬼”(祖先崇拜)和“神”(自然崇拜),这正好不是因为孔子没有信仰,而是因为孔子有超越“鬼神”的更高信仰,所以他才开始对“鬼神”采取了远离的态度。“孔子是信天的,是信上帝的。《论语》上记载: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在孔子心中,‘天’是至高无上之神,如果获罪于‘天’,其他任何神都帮不了你。”
杨鹏表示,孔子“敬鬼神而远之”,是要告诉人们要信仰“天”,而不要去敬“鬼神”。“‘鬼神’是低级的东西,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是低级的,不值得崇拜。孔子性格温和,他不像沙漠中的犹太人摩西那样个性暴烈,对敬拜鬼神的人大开杀戒。孔子是告诉人们要‘敬鬼神而远之’。虽然他们的性格气质不一样,但在超越‘鬼神’、升向至上神这个方面,他们的取向是一样的。”
对理解自身文化传统非常关键围绕杨鹏对于上帝崇拜的阐述,深圳特区报评论员、后院读书会创会会长王绍培表示,“上帝在中国”这个说法非常有意思。“首先说明我们中国传统中也是有‘上帝’的;第二,这个外来的‘上帝’和中国传统的‘上帝’是一回事吗?第三,利玛窦在把《圣经》翻译成中文时用了中国本来就有的‘上帝’,让中国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安顿。”

“吕思勉的《吕著中国通史》谈到过宗教信仰的等级化。他说从氏族到封建,宗教家的一个工作就是把神灵分类,并理出一个尊卑贵贱的关系来。《周官·大宗伯》的分类是:一是天神,二是地祗,三是人鬼,四是物魅。天神包括日月、星辰、风雨等,但又有一个总天神。《礼记·王制》说:‘天子祭天地,诸侯祭其境内名山大川。’ 《说苑》一书亦说:‘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神,自卿以下不过其族。’这就是杨鹏先生所说的君王垄断了上帝崇拜,也就是宗教信仰的权力等级化。”
深圳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魏甫华则认为,杨鹏通过对中国典籍的梳理,发现了中国也存在过一个“上帝”,其内涵和《圣经》里的上帝一样。这已经有考古学和历史学的证据,实际上对我们如何认识自身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涉及到近代以来中国语言和概念的污染问题,这已经导致了我们理解自身的文化存在断裂意识。所以,杨鹏先生梳理中国典籍中很多基本概念的本来含义,实际上对我们理解自身文化传统是非常关键的。”
然而,江西景德镇学院人文系教授张慧敏却持有另一番看法。“我不认同作者所言的中国‘宗教的个体性’之说。杨鹏先生要强调的是宗教情绪凝结成的‘集体的组织能力’,且认为中国权力建制中有‘摧毁组织能力’之迹象。关于这点要厘清的问题很多,一时难以说全,仅举几点:其一,尽管在基督教的上帝膜拜中似乎出现某种‘集体’情绪,但不要忘记了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强调的个体直面上帝之举。其二,貌似教会中的兄弟姊妹的大家庭之‘家’,其实存有对个体之家的否决(圣经中有耶稣对圣母之言)。也许杨鹏先生之‘摧毁’论来自当下政治与宗教的某些微妙现实,但对于‘源流考’偏离了论证之实。其三,关于‘祭天’、‘拜地’,一神与多神之论,可能需要审度。”张慧敏说。在《“上帝在中国”源流考》一书中,学者杨鹏对中国典籍中的“上帝”崇拜进行整理,并以此视角对中国思想史进行一次特别角度的分析,这在中国思想史分析中可能还是第一次。日前,杨鹏在参加完《“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新书沙龙后,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据了解,杨鹏的研究领域为古典哲学与公共治理,著有《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东亚经济发展论》、《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和《为公益而共和》等作品。
“上帝”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墨两家《文化广场》:“上帝”在中国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词,人们一般都认为“上帝”是属于西方的神,您为何会想到来寻找中国的“上帝”?

杨鹏:“上帝”是中国本土宗教概念,最早出现在殷商甲骨文中,是殷商君王祭拜的最高的神,中国的至上神。以后中国历朝历代,君王都祭祀“上帝”。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来华传教,他们认为中国经典中的“上帝”内涵,与《圣经》中耶和华内涵相同,因此他们用上帝来翻译了《圣经》中的至上神。随着基督教的流传,“上帝”逐渐成了基督教的至上神概念。我来寻找中国的“上帝”,是启示的结果。“上帝”是超越性和普遍性的,对“上帝”的认识,在犹太人中转化成了《圣经》。古代中国人,对“上帝”也有认识,这些认识的元素散见于中国经典之中。
《文化广场》:其实中国是有着传统的上帝观,比如又将上帝称为“天帝”、“天神”、“皇天上帝”等,您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上帝”在中国经过了怎样一个演变过程?
杨鹏:殷墟甲骨文中,称之为“帝”或“上帝”。周朝典籍《尚书》、《诗经》中,称之为“天”、“帝”、“上帝”、“昊天上帝”。中国二十四史等典籍中,混称为“皇天上帝”、“昊天上帝”、“上帝”、“天”、“上天”等,偶尔也称“天帝”。周朝称“天”、“上帝”以来,几千年没有多大变化。
《文化广场》:您在书中主要梳理了中国典籍中的“上帝”信仰,那么,儒家、道家、墨家对“上帝”的信仰分别有何差异?
杨鹏:“上帝”信仰或“天”信仰,主要体现在儒家和墨家之中。孔子和墨子,都是信“上帝”的。孔子与墨子的不同,是孔子“敬鬼神而远之”,超越了祖先崇拜和自然神崇拜,孔子的信仰精神已向“天”一神崇拜发展,但墨子还沉迷在殷商以来的“上帝崇拜+自然神崇拜+祖先崇拜”的多神宗教信仰中。老子是“敬天尊道”的,但总的来说,道家后来形成以“道”为尊的思想,不敬天,不尊帝。
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特权与压制《文化广场》:“昭事上帝”的学问大概在董仲舒以后就基本停息了,但其仪式仍在延续,您认为这种仪式对中国文化信仰的构建发挥了怎样的影响?

杨鹏:周朝的治国理念,是“敬天保民”。“敬天”,就要祭祀皇天上帝,“保民”就要抓军事国防,以后历代王朝,都遵守这一传统。历代王朝,祭祀上帝是君王义务。北京最壮观的古代建筑,一是长城,这是“保民”,二是天坛,这是祭祀皇天上帝的所在,这是“敬天”。
《文化广场》:就我的阅读范围,很少看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对“上帝”做过详细的探讨,这是为什么呢?
杨鹏:这与天子垄断上帝祭祀有关。天子是奉天承运的上天之子,天命在身,是上帝选择来治理天下万民的,是上帝在人间的唯一代理人。君王在祭祀上帝时,是以臣自居的。某种程度上,天子是唯一的大祭司,只有君王才有权与上帝沟通,也只有君王才能传上天之意。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天子门生,是替天子办事的臣仆,他们无权与上帝沟通,无权传达天命。你会看到,《圣经》中,先知或祭司是直接与上帝沟通的,是先知和祭司在传达上帝旨意。《圣经》中,是政教分离的,但中国历史是政教合一的,君王即是上帝之子,既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也是宗教权力的代表。知识分子之上有君王,知识分子揣摩的是君王之心而非上帝之心。君王隔开了中国知识分子与上帝的联系,长期下来,中国知识分子就只善于向君王写折子建言,不会向上帝献颂诗,更不会以上帝之名纠正君王。
《文化广场》:“敬天崇祖”是中国文化中最基本的信仰要素,但有时也被统治者所利用,以致压制了老百姓的身心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上帝”崇拜对中国历史文化产生的影响?
杨鹏:“敬天崇祖”,这是中国的信仰传统。之所以可能会成为压制百姓自由的东西,是因为君王对“敬天”的垄断,这是最大的特权,信仰的特权。全中国,天坛只有一个,只属于君王。不是“敬天”带来不平等不自由,而是君王垄断“敬天”带来的特权与压制。平等,要从宗教开始,从“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开始。人人皆有权信上帝,人人皆有权成为上天之子,人人皆天子。
“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帝”《文化广场》:提到“上帝”,肯定也离不开对“天人合一”的讨论,您将“天人合一”理解为“崇拜上帝+顺应自然”,如此解释是不是忽略了对人的重视?

杨鹏:“天人合一”的两层意义,就是“信仰上帝,顺应自然”。正是因为对人重视,才希望人能够“信仰上帝+顺应自然”,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最大护佑。
《文化广场》:自古至今,“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谓是东方文明普遍的表述,而钱穆先生曾讲到“此一观念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您认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至今对人们仍有哪些启迪意义?
杨鹏:钱穆对“天人合一”只理解对一半。钱穆不明白,“天人合一”的核心是“信仰上天”、“信仰上帝”。追求“天人合一”,是因为“天人分离”了。天人分离了,人与上帝分离了,人与上帝的自然之道分离了,生命空洞而危险,所以要“天人合一”。
《文化广场》:如今随着科技愈加发达,社会上似乎出现一种离开“人”来讲“天”的思想,我觉得从人类生存角度来讲,这种思想潜伏着巨大的危险。不知您如何看?
杨鹏: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宗教,一切意识形态,都只是人的生理和物质需要的反映。唯物主义,就把人唯物了,把人当成了动物。唯物主义不理解,人性之中,有灵性的一面,超越物质的一面,有与超越性力量合一的一面。人是灵与肉的结合体,唯物主义只看到肉,结果就只把人导向肉。
《文化广场》:当下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其实都是暴露出中国人信仰缺失的问题。您认为这种精神信仰缺失的根源出在何处?有没有办法可以挽救?
杨鹏:当年经济缺失,是因为经济不自由。信仰缺失的根源,在于信仰不自由。坚守《宪法》中对宗教信仰自由的陈述,开放各种宗教的探索,无论是老宗教还是新宗教,只要不违背法律,应有自由的空间。有了宗教自由,才有宗教精神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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