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历史】第一讲：初期教会与逼迫
【教会历史】第一讲：初期教会与逼迫编者按：
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就进入了历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基督徒的成长需要我们学习历史。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充满了抽象哲学概念的宗教，而是一个充满了历史事实。基督教信仰所宣讲的信息是关乎在历史时空中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信息。
我们从本周开始和大家分享《教会历史》，求神带领大家回顾教会（主要是西方教会）的历史，并从中认识神借着圣灵在历代圣徒中的带领。
导论
使徒行传8:1和4这样说：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列亚各处。……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什么是教会历史？为什么教会历史对我们很重要？事实上，当你成为基督徒，你就进入了历史、成为了历史的一部分。作为基督徒而成长，也需要我们学习历史。这不是说，每个基督徒都应当去档案馆里淘宝，也不是说基督徒都需要读历史书。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教信仰不是一个充满了抽象的哲学理念的宗教，而是一个充满了历史事实的宗教。基督教信仰所宣讲的信息是关乎在历史时空中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信息。是的，基督教信仰教导关于永恒的真理，例如神的存在、神的性情、神的三位一体，等等，但是基督教信仰的焦点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死亡与复活，这些都是历史事件。所以，成为基督徒就必须和历史打交道。
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历史看得太重要，或者把历史的地位抬得太高。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教会历史教授卡尔•楚曼这样描述两种极端：一个极端是偶像化一切新的、有意思的东西，忽视和不尊重所有的传统；另一个极端是过度地怀旧，把传统和过去的岁月当作偶像。这两者都在消解福音的力量，第一个极端把教会当作是一个飘来飘去的无政府主义小船，每个主日都在重新发明基督教，并且随时都准备好被一个极具魅力的领袖所颠覆以更好地展示肌肉；第二个极端把教会牢牢地捆绑在过去的战车上，领袖们只会赞扬过去，而不会对传统做出建设性的批判。
楚曼博士让我们看到，历史是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在这个课程中，我们会讲到基督徒应当学习和了解教会历史的四个理由。
第一，神命令我们从过去的历史中学习。在旧约中，神的百姓被反复提醒要记住过去神对他们的信实：神与他们立约，神把他们带出埃及，神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他们的仇敌。我们看到这个模式不断地重复：当以色列人记得神过去的带领时，他们就表现得好；当他们遗忘时，他们就在跟随上帝上失败。这也是为什么神命令他们用石头作为记号，并且每年都用节期来纪念：神要以色列人记住神为他们做了什么。我们今天不再立石头作为记号，但是我们的两个圣礼（洗礼与主餐）提醒我们神的信实和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当有了解过去和记住过去的习惯。
第二，靠着福音，我们被接纳进入一个新的家庭，这个家庭跨越了种族、文化、国家甚至时空的界限。更新充实家庭的历史会给我们带来益处。教会历史给我们大量的见证和故事，来自人生不同阶段和不同处境的弟兄姊妹们敬虔劳苦，在他们的时空、文化和国家里见证了基督，也胜过了世界。
第三，传道书提醒我们“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从教会历史中，我们看到很多同样的纷争、同样的异端会重复地发生。可能它们表现的方式、出现的处境会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对历史有研究的基督徒会更好地被装备来解决这些问题，并给出清晰的回应。
最后，历史会使我们谦卑，也鼓励我们、装备我们更好地传福音和服事基督。所以，我为你们祷告，希望这门课程可以成为我们谦卑的源泉，提醒我们，我们并不是处在一个封闭隔绝的历史时空中，我们可以从过去学习到很多伟大的功课。而且我祷告说，我们可以被过去那些勇敢的弟兄姊妹所摆上的牺牲而鼓励到，愿他们的榜样提醒我们为福音而委身。
初期教会的处境
犹太教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基督教都是从犹太教中派生出来的，早期的基督徒也都认识到这一点，同意他们和犹太教之间有紧密的连结。他们读的是同样的圣经，他们宣称敬拜的是同一位神——创造和治理天地的耶和华。耶稣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中长大，他所教导和实践的也都是犹太教教导和实践的。所以最早的时候，基督徒们都参加圣殿的敬拜、守犹太教的安息日，也看自己是好犹太教徒，唯一和其他犹太教徒不同的是，他们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所等候的弥赛亚。
所以，在使徒行传中我们可以看到，基督教信仰有一段时间是和犹太教和平共处的，保罗常常去会堂讲道，基督教也和犹太教一起受到罗马帝国的保护，因为从罗马官员的角度来看，基督教和犹太教是非常相似的，他们看基督教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但是，我们也在使徒行传8章看到，作为耶稣的跟随者，他们很快和犹太教发生了冲突，并且在耶路撒冷遭到了逼迫。
罗马帝国
耶稣出生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犹大地区。在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罗马帝国的统治区域非常广大，从英伦三岛到撒哈拉，从西班牙到伊拉克，都是罗马的疆域。帝国从西到东的跨度大约有五千公里，相当于现在俄罗斯的一半，美国的宽度。历史学家估算她的人口大约是五千万，相当于同时期的中国人口（东汉）。从第二世纪开始，罗马是欧亚非大陆唯一的超级大国。从公元前30年，屋大维消灭埃及托勒密王朝、结束了罗马内战开始，有两百年的“罗马治世”（又称“罗马和平”），也就是说两百年间几乎没有大的战乱。
虽然在这两百年间罗马没有外部威胁，但是仍然有内部的危机。基督降生的时候，罗马帝国正在经历一些内部的危机。罗马的殖民地常常发生反对罗马统治的叛乱，犹太人当中小规模的叛乱更是频繁发生。为了维护帝国的尊严和秩序，罗马的地方官对于潜在的叛乱总是充满警觉。
罗马的官方宗教是多神崇拜。罗马人相信，每样东西都由神支配，宗教的目的是获得神协助和垂怜。用祈祷和奉献来博取神的好感，往往在专为某些特定的神所设立的寺庙里进行，并由祭司主持。每当罗马征服一片新的领土，他们就会把当地宗教所敬拜的神纳入帝国的宗教。当国家的权力扩张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对皇帝的敬拜也成为了官方宗教的一部分。
希腊哲学和宗教
除了罗马的官方宗教之外，来自希腊的哲学和思想也为罗马的宗教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很多宗教陆续兴起，有的自行消亡。希腊哲学和奥秘主义的宗教在第三世纪的时候兴起，那些在官方宗教中找不到答案的知识分子开始从希腊哲学和东方神秘主义中寻找出路。
基督教的扩张
教会初期的扩张都发生在罗马的统治区域里。我们在使徒行传里看到，福音从耶路撒冷向外传播，越过地中海，最后在大约主后60年到达罗马。一百年之后，大约主后150年，在历史材料中可以发现来自罗马帝国各个地方的报告证明当地有基督徒的存在，包括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每一个罗马省、跨越了北非，甚至包括了现在的法国。基督教信仰也越过了当时的罗马国界，进入了印度，甚至传播到了埃塞俄比亚。
在公元后150年，一位勇敢的主教，特土良，甚至敢于写信给皇帝：我们充满了您的一切地方——城市、乡村、城镇、森林、王宫、元老院、城市广场。只有异教的宫殿里没有我们的人。
很多人拥抱和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无论他们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很多初期的基督徒主要生活在城市中，他们大多是中产阶级，虽然教会中也有比较低和草根阶层的基督徒参加。有很多都是来自希腊化的犹太人家庭，当然也有其他民族和背景的人信主。
耶稣基督受难和复活的信息得到传播的时候，正好是罗马的黄金时期，一切拦阻信息传播的因素都被去除了。亚历山大大帝的征服活动之后，希腊语言成为了地中海地区的官方通用语言，语言得到了统一，语言的障碍被消除了。不仅如此，犹太人当时散居分布在罗马的各个地方，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保罗每到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犹太会堂，并且进去讲道、宣讲耶稣复活的信息。还有，罗马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罗马的道路四通八达，政府很致力于保护旅行者不受匪徒的伤害。政府也在境内境外都开辟了贸易通道，使商业贸易可以直达欧洲和亚洲。除了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之外，逼迫也导致了基督徒们把福音带到了各个地方。正如我们在使徒行传8:1-4所读到的，当犹太人逼迫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时，基督徒们就逃往各地，同时也把基督的福音带到各地去。
为什么这些罗马人会相信基督呢？从神学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救恩是神的预定和拣选，是神的主权所给予的恩典。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这个奇怪的新信仰一出现就吸引了那么多的跟随者？当然，那个时代离我们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做一些推测，下面所说的，你可以有保留地接受。
【需要解释一下，神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是不相违背的，正如我们的信仰告白所说，神的主权包括了神所使用的一切达至祂目的的手段，包括各种人间的设施、条件和方法。】
首先，基督徒的品格对人很有吸引力。人们都知道基督徒是良善的人、是善于接待的人、是慷慨待人的人。第二，和罗马帝国阶层分明的社会架构不同，基督徒平等地看待每一个人，并且在教会这个共同体中，所有的社会身份阻碍都被瓦解了，大家互相称呼弟兄姊妹。第三，基督徒看重个人的贡献和价值。罗马的价值观非常看重集体和荣誉，个人只是为集体做出贡献的一个分子。而基督教信仰则确认和尊重每一个人的价值和贡献。第四，基督教信仰应许说邪恶终将被良善所胜过。很多罗马人相信邪灵和恶魔，新的信仰可以带来保护。第五，基督教信仰应许脱离死亡和进入永生。最后，针对基督徒的有组织迫害带来很多信徒在逼迫、拷打面前仍然勇敢坚持信仰的见证，众人对此惊讶和赞叹。他们宁死也不放弃信仰，很多人会去思考，这个信仰一定是真的，否则怎么会有人为他死呢？
逼迫与殉道
教会是在逼迫与患难中成长的。在基督教发展的头三百年中，无数的逼迫在各地发生，很多逼迫带来的是死亡。这些逼迫不见得是帝国官方允许或发起的（不是自上而下的），大多是地方性的，由地方长官所发起的。尽管如此，这些逼迫仍然非常的严重，成千的基督徒受到严刑拷打，并且以恐怖和残酷的方法被处死。
在新约圣经中，我们看到司提反的殉道，我们也看到彼得和保罗的入狱。即便在彼得的第一封使徒书信中，我们也看到彼得呼吁基督徒在尼禄的逼迫（60AD）中要坚忍。对于每一个使徒来说，受逼迫都是常态，而不是例外。教会传统上认为他们最后都是殉道的。这一传统应当是真实的，不过我们也有一些怀疑，因为第二世纪的时候各地的教会都声称他们是使徒建立的，并且说自己是某某已经殉道的使徒来植的堂。我们很难辨别这些宣称的真伪，不过这表明早期的基督徒非常看重和敬重受逼迫和受苦的使徒们。如果你认为耶稣的死和复活只是一个骗局，那么想想那些跟随过他、与祂一同生活过，仍然愿意为他而死的使徒们吧。
【下面的表格摘自福克斯所著《殉道史》，三联书店2011年出版】
[*]保罗在尼禄时期被囚禁在监狱里，最后在罗马被砍头。
[*]约翰的兄弟雅各被希律王砍头（使徒行传12:2）
[*]多马一直去到了印度，被当地土人用飞镖（标枪）射死。
[*]根据耶柔米的记录，西门彼得在罗马被尼禄倒钉十字架而死。
[*]奋锐党人西门在非洲传道，最后也被钉十字架而死。
[*]马可建立了埃及的教会，被活活地烧死。
[*]巴多罗买在亚美尼亚传道，在经历了逼迫之后，遭到了严重的拷打，然后被钉十字架，在奄奄一息时被砍头。
[*]安得烈在埃塞俄比亚传道，后被钉十字架而死。
[*]马太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传道，最后被矛刺穿而死。
[*]腓力在希腊传道，最后被钉十字架和用石头打死。
[*]耶稣的兄弟雅各被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活活打死。
[*]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那里死去。
【注：对于罗马帝国来说，“平安”是他们的偶像，所以当地方官员认为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威胁到当地的稳定和发展时，逼迫就会发生，即便没有得到上头的命令。】
在尼禄统治时期，最早的官方有组织的、自上而下的逼迫发生了【注意：学生讲义上列出了逼迫的批次】。在公元后64年，一场大火吞没了罗马城。罗马的很多市民因此抱怨尼禄，他们的抱怨是有道理的。罗马历史学家塔西陀这样记述了皇帝的反应：
为了消灭针对他自己的谣言，尼禄下令抓捕和拷打了一些因为进行邪恶敬拜而遭人恨恶的人——这些人被称为是“基督徒”。这个教派的创始人名叫“基督”，曾经被提比略担任皇帝时期的犹大巡抚本丢·彼拉多处死。
塔西陀继续写道：
那些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被逮捕了，基于他们的见证很多人都被定罪，不是因为他们放了火，而是因为他们的反人类（思想）。在杀害他们之前，尼禄用他们来取悦大众。有一些人被迫穿上动物的皮毛，被狗咬死；有一些人被钉十字架而死；有些人被当作城市照明的火把而被烧死。尼禄也在自己的花园里做这些事，来邀请大家观看。
塔西陀不是基督徒，你注意到他指控基督徒“反人类”。尼禄逼迫基督徒有三个理由：第一，他迫切地要把市民的注意力从罗马大火这件事上转移到基督徒身上；第二，因为基督徒不敬拜罗马诸神，所以遭到社会普遍的恨恶；第三，犹太人也同样仇视基督徒。就第二个原因而言，为什么罗马社会恨恶基督徒呢？因为很多罗马人认为基督徒是无神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拒绝敬拜皇帝也拒绝敬拜罗马诸神。这种做法激怒了罗马人，因为罗马人认为他们所敬拜的诸神会因为基督徒的拒绝敬拜而给罗马带来自然灾害、干旱和瘟疫作为惩罚。特土良写道，每当自然灾害发生的时候——例如洪水或干旱，群众就会发出“把基督徒丢给狮子”的呼声。人们对基督徒还有其他的一些误解，因为基督徒常常谈论“爱”，甚至夫妻之间也互称“弟兄”和“姊妹”，所以有些人就误解以为基督徒是乱伦的人。还有，基督徒的主餐被一些人误解为吃人肉、喝人血。
【应用：从一开始，基督教的信仰和实践就与周边社会格格不入。思想今天的社会，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仍然和世界格格不入的呢？一夫一妻？离婚？堕胎？一男一女？】
四年之后，尼禄被反对派废黜，他被元老院称为“暴君”和“人民公敌”，任何人都得以追捕或诛杀。两年之后，在公元70年，罗马军团镇压了另一起犹太人的叛乱，并且毁灭了耶路撒冷和圣殿。虽然这是一起悲剧，但是一位基督徒历史学家指出，这也是基督教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基督教自此彻底和犹太教分开，与圣殿、犹太教再无关系，成为了一个独特的信仰。
但是迫害很快就回来了。在公元98年，皇帝图拉真发起了另一场大规模的逼迫，这场逼迫持续了将近20年。皇帝在与比提尼亚的总督小普林尼的书信来往中，小普林尼询问皇帝，如果一个人只是自称“基督徒”，他就需要被惩罚吗？还是他必须也要有基督徒的活动才被惩罚。图拉真回复说，如果基督徒拒绝放弃信仰，拒绝敬拜罗马的诸神，他就应该被惩罚。如果他们愿意放弃信仰、敬拜罗马诸神，他就可以获得自由。小普林尼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正是这样做的。我问被捕的人他是不是基督徒，如果他们承认，我还会重复地问第二次和第三次，并且威胁他们他们会面临死刑。如果他们仍然承认，我就会判他们死刑，这么固执的人必须得到惩罚。如果他们是罗马公民，我就把他们送去罗马。如果他们愿意咒诅基督，我就会放了他，因为真基督徒不会咒诅基督。
有一些基督徒的确因此放弃了信仰，在后来的几百年中，教会也一直挣扎于如何对付背道者：如果他们悔改，要重新加入教会，教会是否应当接纳？
从公元后125年直到奥勒留执政（161年）之间的30多年是教会相对比较平稳和增长的时间。奥勒留在位时期，发动了一场新的逼迫。很多基督徒在这场逼迫中受害，包括当时著名的教会领袖坡旅甲。早期历史学家优西比乌记录说，当总督要坡旅甲咒诅基督时，坡旅甲的答复是：
“过去的86年间，我都做主忠心的仆人，他也从未亏待过我。我怎样可以这样亵渎救我的这位君王呢？”
“我有野兽！”总督说，“如果你不改变立场，我可以把你丢给野兽。”
“那你就这样做吧。”老人回答。
“如果你不在乎野兽，”总督说，“你不改变立场的话，我就烧死你。”
坡旅甲回答说，“你要烧死我的火只能烧一会儿就会熄灭。有一种你所不知道的火，是将来审判后在地狱中永远燃烧的火，这火是为不敬虔的人所预备的。你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做你想做的吧！”
总督非常惊讶听到这些话，他命令传令兵到大厅的中央并且大声宣告三次：“坡旅甲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围观的民众都大声喊着说，他应当被活活地烧死！
随后发生了什么？群众都去搜集木材……当柴堆被准备好的时候……坡旅甲就祷告说：“蒙爱和蒙福的圣子耶稣基督之父啊，我称颂你，因为你认为我配得这时候、这方式。与其他殉道者一起，我分享了基督的杯，为着将来永恒中灵魂和身体的复活。”
在用“阿门”结束了祷告之后，负责点火的人点燃了火堆，大火熊熊燃起。
在这次逼迫之后，大规模的逼迫暂停了二十年，教会继续得到增长，传遍了整个帝国。在197-212年间，更多的逼迫发生了。在亚历山太，基督徒被私刑处死；在罗马，基督徒遭到暴徒袭击；在迦太基，基督徒遭到官方逮捕和处死。教会遭到了极大的试炼。
在213年到235年，逼迫逐渐消退，然而到235年，逼迫再度开始，到250年罗马皇帝德西乌斯执政，他想要恢复罗马早期的辉煌。为了使罗马人民更加团结，他要求所有罗马公民都要公开地参与向罗马诸神的献祭。那些顺服的、参与献祭的，可以得到证书证明他们是罗马忠诚的公民，参与了皇帝要求的献祭。而那些拒绝的，则被看作是叛国者，遭到严厉的惩罚。有一些基督徒没有参加献祭，但是花钱从一些腐败的官员手里购买了那张证书。也有很多人背道，放弃了信仰。有一些人逃离繁荣的罗马，选择流亡。也有很多基督徒拒绝献祭并且遭到处决。但是，教会因为自满和对这样的逼迫没有准备好，导致基督徒开始互相指责，一些人认为另一些人的信心不是真实的，或者说是向世界妥协的。到251年，一位历史学家写到说“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这一点应当让我们警醒，我们总是对逼迫“罗曼蒂克化”，认为逼迫总是能够使教会增长或者变刚强。在德西乌斯统治期间，逼迫几乎要摧毁了教会。
然而，在德西乌斯的计划进一步地得到执行之前，他本人死在了战役中，逼迫也因此逐渐褪去。然而到257年，皇帝瓦勒良又发起了一个新的大规模逼迫。他下达了非常详细的命令，要求所有的主教、长老和执事都要立即被处死，罗马元老和军官如果信仰基督教的话需要剥夺权位和财产。基督徒的市政官员成为奴隶，去给皇帝的地产做苦力。很多人相信，瓦勒良的这次逼迫比以前的都更大、更长，也导致了最多的基督徒殉道。
瓦勒良在战争中被波斯俘虏，260年他的儿子加里恩努斯继任。加里恩努斯给予国家相对的信仰自由，所以教会在四十年间得到了相对的平安，也获得了较大的增长。罗马各个阶层的人中都有信仰基督教的，教会在北非、埃及、叙利亚和亚美尼亚得到了建立。基督教的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历史学家范尔（W. H. C. Frend）认为在公元300年的时候“问题变成了教会和帝国该如何合作，教会和帝国该如何达成一个和平协议，还是要继续血腥地碰撞？”对于这个问题，主后303年2月23日，皇帝戴克里先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目的是为了在风俗文化、军事、货币和宗教上完全地统一罗马的秩序，在那一天他发布了一个法令，试图结束基督徒给帝国一统带来的威胁。刚开始的时候，基督徒并不会遭到处决，而只是坐牢和被卖为奴隶，教会会遭到摧毁，圣经被焚烧。但是第二年的时候，戴克里先生病，伽列里乌斯继任。伽列里乌斯比戴克里先更加严厉，要求不顺服的基督徒都遭到处决。这一次逼迫被称为“大逼迫”（Great Persecution）。戴克里先因为严酷迫害基督徒而得到一个称号“黑色的十字”。
主保守了他的教会。在311年，伽列里乌斯撤回了他的命令。他承认在逼迫基督教这件事上失败了，因为太多的基督徒拒绝服从他的命令，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仰。他发布了一个新的命令，说“让基督徒们继续存在吧，让他们建立教会吧”，并且“让他们为我们的繁荣而祷告，为我们的国家和他们自己而祷告。”不仅如此，因为基督徒的坚持、他们的良善和爱心，他们的人数，他们逐渐地得到了罗马帝国各地群众的接受和喜爱。
在接下去的两年中，时有偶发的逼迫，直到君士坦丁在313年执政，并且发布了全国性的宗教宽容赦令。所以，头三百年，教会经历了无法想象的残酷迫害。今天的教会可以承受这样的挑战吗？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金灯台团契分享组
【教会历史】第二讲：聚集圣徒与捍卫信仰
【教会历史】第二讲：聚集圣徒与捍卫信仰编者按：
这周末我们介绍初期教会的敬拜、架构和领袖们，以及圣经的确定。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希伯来书10:23,25
导论
在总督小普林尼写给罗马皇帝图拉真的信中，他这样描述第二世纪初期的基督徒们是如何聚会的：
其人之罪过或曰错失之处在于曾习于在某固定日期之黎明前相晤，彼此和之以赞美基督为神之赞美诗歌；并发誓约束自身，非为作奸犯科，而是誓言不欺、不窃、不通奸、不背信弃誓、当被吁求之时不得抵赖不还他人寄存之财物。
初期基督徒的敬拜方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谁来给教会提供指引和带领？上一周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的扩张和建立，以及他们所遭遇的逼迫，除了这些问题之外，他们还面临两种独特的挑战。首先，他们需要建立自己的聚会形式，让聚会可以荣耀神、可以维持基督身体的合一，也清楚地把基督教从当时社会其它的文化和宗教之中分别出来。其次，他们需要在很多神学和哲学的挑战面前捍卫自己的信仰，这些挑战来自教会的内部，也来自教会的外部。
今天我们会探索初期基督徒们的聚集，他们聚会的本质和内容，他们如何给人施洗和如何分享主餐，圣经是如何形成的，以及教会的领袖架构是如何建立的。
这个时期充满了各样的挑战，教会也在探索。真理夹杂着错误，逼迫中又有挑战，分裂和合一并存。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主题来涵盖这个时期的话，这个主题就是神的信实。在各样的挑战和混乱之中，神宣告他自己的话语，神保守了祂的百姓。
早期教会的聚会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今天教会的聚会形式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洗礼、主餐、收奉献、唱诗歌、讲道、读经，这些都是圣经所命令的敬拜元素，初期的教会从一开始就在聚会中包含了这些元素。在基督升天之后，基督徒们开始有规律的聚会，彼此教导和共同敬拜。在最早期的时候，正如使徒行传所记载的，信徒们仍然参加犹太教的圣殿和会堂，并且仍然守周六的安息日。罗马书16:3-5讲到亚居拉和百基拉就是这样的。很多聚会是秘密进行的，尤其在逼迫加剧的时候。直到第二世纪晚期和第三世纪早期，教会才开始建立专属自己的用于聚会的建筑。
基督徒在每周的第一天聚会，原因是因为犹太人的安息日过后一天，也就是星期天，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日子。每个礼拜的第一天又被称为是“主日”或者“主的日子”。当使徒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的时候，在启示录1:10，他就这样称呼星期天。初期的基督徒们也都非常清楚他们和犹太教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的主日崇拜模式在头几年的时候和犹太教会堂聚会非常类似。聚会包括祷告、唱诗歌和诗篇、读经，这些都是初期基督徒聚会的主要元素。如果他们有使徒的信，他们会公开朗读使徒的书信。在第二世纪中叶新约圣经成形之前，大多数的读经和教导都是基于旧约圣经，也就是犹太人用的圣经。
初期的基督徒们在聚会中实践两种圣礼，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所命令的：洗礼和主餐。教会非常认真地对待洗礼，一个信徒受洗前需要参加密集性的课程来预备自己。洗礼一般要由教会的长老，或者主教来主持。由于教会处于一个被异教文化包围的独特处境中，而这个文化对基督教信仰是充满敌意的，所以教会非常努力地保守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群体圣洁。他们也认真地察验要加入教会者的信心，确保他对福音有清楚的认识，也对教会认真地委身。
《十二使徒遗训》是一份早期教会文件，作者不可考，相当于今天的信条和要理问答。虽然它不是像圣经一样被圣灵默示的，但是它对早期教会如何聚会和执行圣礼做了很好的记载。对于洗礼，它是这样说的：
关于洗礼，首先背诵这些戒律，奉父、子、圣灵的名在流动的水中施洗。不过，如果你没有流动的水，就在其他水池施洗，如果你不能在冷水中施洗，在温水也行。如果都没有，就奉父、子、圣灵的名把水浇在头上三次。在洗礼前，让施洗者和受洗者禁食，其他人也可以禁食；并且要求受洗者在洗礼前一天或两天禁食。
对洗礼，有两个争议开始分裂初期教会。第一个争议是婴儿是否应该受洗，第二个争议是洗礼是否使人重生。有记录的有关婴儿洗礼的争议是在主后200年开始的，特土良写信责备了给婴儿施行洗礼的做法。然而在主后250年左右，也有教会领袖写信为婴儿洗礼辩护，给婴儿洗礼的做法也在第四世纪和第五世纪开始盛行。至于洗礼究竟带来什么，初期教会的领袖们也开始有了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洗礼使人重生或者能够带来救恩，换句话说他们相信洗礼真的洗去人的罪并使人得救。其他人则认为洗礼只是信心的外在记号和印记，表明内在的改变：对基督的信靠。
初期教会也施行主餐，或者叫圣餐。有一位初期教会的教父，游斯丁，在公元后150年的著作《第一护教辞》中描述了初期教会的聚会是怎样的。游斯丁把主餐记述为“纪念基督的受难”，他这样写道：
在祷告之后，我们彼此亲吻问安。然后弟兄中的带领者拿起一个饼和一杯掺过水的葡萄酒来，他举起之后就奉圣子和圣灵之名向宇宙之主献上赞美、归荣耀给祂，并且花相当长的时间献上感恩，尤其感谢我们得以领受他手中一切的丰盛。他在结束祷告和感恩之后，所有的人都用喜乐的声音回复“阿门”。……随后，我们称之为执事的人给每一个人分发被祝谢过了的饼和葡萄酒，并且留一些给那些没有能够来的人。我们称呼这些食物为“感恩”（Eucharist）。
在很多初期教会里，聚会的第一部分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第一部分包括读经、祷告、唱诗歌和劝勉教导。聚会的第二部分，包括主餐，是只有受过洗礼的信徒才能参加的。
我们需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圣礼不仅仅加强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心、使我们和其他信徒合一，而且也在历世历代的教会中被施行。当我们接受或者观看洗礼，或者参与主餐的时候，我们也在和在我们之前所有的信徒相交，因为我们都宣告“一主、一信、一洗。”所以，如果教会有洗礼，不要以为是别人的事情，你应当参加。你所想到的，不仅仅是神的信实见证在那些今日受洗的人身上，同时也见证在历世历代以来受洗的圣徒身上。
圣经正典的形成
圣经正典的形成是一个神迹，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早期教会在选择圣经书卷的时候很快达成了一致，几乎没有什么大的争议。“正典”的英文是canon，来自希腊文kanon，意思是“量尺”。基督徒们称呼圣经中标准的、被认可的书卷为“量尺”，意思是它们是我们正统信仰的度量。当然，由于基督教信仰是从犹太教而出，初期的基督徒们早已确认了旧约圣经的权威，看旧约圣经为神的话语。但是他们面对一个新问题，就是哪些书需要被加到圣经中成为正统的、出自神的话语。
基督徒们很快接受了使徒们的著作，例如保罗的书信，是圣灵所默示的、具有权柄的、来自神的话语。即便在圣经本身里面，例如在彼得后书3:16，彼得就称呼保罗的作品为“经书”。第一和第二世纪的时候，这些使徒书信在教会中广泛地传播。初期基督徒同样认可四福音书，所以在第二世纪末的时候，教会普遍接受包含了四福音书、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新约圣经。
有时候，要让基督徒澄清和捍卫他们的信仰，是需要有一些外部的压力和挑战的，初期教会确定圣经正典也是因为外部原因。在第二世纪中叶，在罗马出现了一个异端，他的名字叫马吉安，他的错误教导吸引了一些人跟随他，他同时开始建立自己的圣经。马吉安认为物质都是邪恶的，属灵的才是美善的，所以他认为有两个相反的神存在：旧约邪恶的神创造了这个糟糕的世界，并且以小气、粗暴和残忍的方式管理着这个世界；新约良善的神慈爱地差派了耶稣作为成人（不是作为小孩子生在世上）来到这个世界，并且要把基督徒带回到属灵的世界。【你们当中有没有人听到朋友抱怨旧约中的神非常残暴，新约中的神非常慈爱？这个观点一点都不新鲜，第二世纪就有了。】因为马吉安厌恶旧约，所以他也厌恶犹太人。他决定要建立自己的“圣经”，并且去掉圣经中所有的“犹太味”，所以他不但不纳入旧约，而且还去掉了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他只采用路加福音和保罗书信，因为这几卷书中没有太多的“犹太味”。
初期的基督徒们都谴责马吉安的异端教导，但是他带来的挑战只是一个开始。后来出现了孟他努派，主张他们仍然在接受神圣的启示，以及他们当中仍有先知。这些挑战都迫使教会要定下圣经的正典，也就是确认现在已经正在使用的圣经书卷。教会首先建立了辨认是否属于圣灵默示的标准，这标准包括：书卷或书信必须是由使徒本人或者使徒的亲密朋友所写，该书信必须赞同已经确认的使徒书信中所教导的教义和知识，该书信必须已经在教会中作为正典广为流传。
虽然今天我们所读的新约圣经中大部分的书卷都符合这些标准，辨认和确认它们也毫不费力，但是早期教会仍然遇到了一些挑战。当时盛行一些“伪经”，或者说是“伪作”，它们是由匿名的作者所写，并且伪称是某个使徒所著以获得教会的认可。当时的伪经包括所谓的“多马福音”、“马利亚福音”、“巴拿巴福音”，甚至有自称耶稣所写的福音流传在一些教会当中。这些书卷都被考虑过纳入正典，但是最后都被拒绝了。例如，《十二使徒遗训》、《黑马牧人书》、《彼得启示录》、《巴拿巴书》都没有被接受，因为它们无法确认作者是谁或者教义上有问题。希伯来书也遭到一些质疑，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是很确定，但是因为众教会都确认这是使徒所写而被接纳。启示录也遭到一些质疑，因为启示录对未来的预言性质太过明显，让一些迷恋罗马的基督徒感到不快。
虽然很多第二世纪的教会领袖们都已经在书信中引述了新约正典中的书卷，但有据可查的第一次列出新约二十七卷书是出自亚他那修写给东方教会的第39封信，这封信写于367年。著名的老普林斯顿神学家和圣经学者华菲德这样说：新约正典是在使徒把最后一封具有权柄的书信写完并且交给教会之后就成书的，也就是大约在公元后98年约翰完成《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不要把书信在教会中缓慢传播、确认的时间和新约正典完成的时间混为一谈。
换句话说，并不是教会建立了圣经，而是神的话形成了教会，教会印证和确认了神的话。当你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不要轻忽对待你手中的圣经。神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祂自己，我们和第一世纪的教会所读的是同样的文字。
初期教会的带领架构
虽然主耶稣是教会的头，但是耶稣也从一开始就设立人作为领袖。保罗和其他使徒都很小心地在他们所建立的各个教会设立领袖。到第一世纪中期，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有两种职分：“执事”和“长老”，“长老”又称“监督”。《十二使徒遗训》对教会治理也做出了指示，在有关教会职分的那一章中，它这样写道：因此你们要自己委任监督和执事，他们应该是不辜负主，性格温顺，不贪钱财又真实可靠的男人。他们为你们行使先知和教师的职分。
刚开始的时候，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长老们或者说是监督们。到第三世纪时，由于教会的飞速增长，监督的数量已经远远跟不上信徒增长的数量。这时候“主教”就成了几千个信徒的领袖，需要负责同一个地区十多个甚至几十个教会。教会也设立了“长老”或者说是“辅祭”来帮助监督完成祂的工作。
所以，一个城市里所有的教会都由主教来负责和带领。例如在罗马，主教执行所有的圣礼——洗礼、在主餐时祝谢饼杯，然后由长老（辅祭）们把饼和杯送到分散在城市里的各个教会。主教们同时也负责教会的财务，这一点后来给主教们留下了滥用职权的空间，也给教会带来了流言蜚语。
从理论上来说，所有的主教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实践上，大城市的主教往往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贸易和学术的中心城市往往被看作是具有更高权柄的地方。一直到主后70年罗马军队毁灭耶路撒冷之前，耶路撒冷的教会都一直被看作是最有权柄的。嗣后，权力中心向西移动，落到亚历山太、安提阿、罗马和迦太基的教会身上。在基督教历史的一开始，罗马的教会就成为一间举足轻重的教会。罗马是帝国的首都，又是彼得和保罗殉道的地方，这使罗马教会很快被看作众教会中最重要的教会。到第二世纪，也就是罗马正式成为基督教中心的200年前，里昂主教爱任纽就宣称：每一间教会都必须与本教会（罗马教会）一致，这是必须的，这是因为罗马教会具有特别的权柄。
当然，这并不是说第二世纪的罗马主教就已经拥有像教皇那样的权柄和无误的权威了，但很清楚教皇制度的种子从这里开始生根，教会之间分出了上下层级。
罗马教会的最高权柄并非没有受到过质疑。虽然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发生分裂，也就是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之间的分裂一直到11世纪才发生，但是第二世纪随着罗马教会获得最高权柄，就已经种下了分裂的种子。权力的分歧、方法的分歧和教义的分歧混合在了一起。189-199年的罗马主教维克托一世就曾经威胁要开除小亚细亚的东方教会，因为他们在复活节的具体日期上和他产生了分歧。在此之前，东方教会因为强调使用希腊语、追求对信心的神秘主义体验就已经和西方教会渐行渐远，西方教会以罗马为带领，使用拉丁语也更强调信仰的逻辑与理性。
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初期教会所犯下的错误，包括洗礼的方式、教会的带领、东西教会间的分歧，都让我们好奇为什么教会那么早就开始犯错误。我可以给大家一些理由。首先，只有基督是绝对无误的，我们是罪人，所有的基督徒都会犯错误。我们在新约圣经中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加拉太人说他当面指责彼得，因为彼得成为了律法主义者。第二，初期教会并不总是有圣经清楚的指引，因为那时候圣经很少、有文化可以读圣经的人很少，圣经正典也还没有得到确认。第三，当时文化的很多部分，例如教育上的、属灵上的、道德上的，都是和基督教信仰相违背的，也都给信仰带来负面的影响。初期的教会只是最早开始和这些问题争战而已，我们今天都借鉴着他们的经验而在继续争战。
教父
使徒们去世之后，其他领袖涌现出来接替了使徒们的地位。这些初期教会的领袖们给教会教义的建立和教会的实践带来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所以他们被称为“教父”。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来向大家介绍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几位。最重要也是最早的两位教父，被称为是“使徒教父”，因为他们是使徒训练出来的，这两位就是安提阿的伊格那丢和示每拿的坡旅甲。
伊格那丢是第二世纪早期安提阿的主教，当时的罗马皇帝是图拉真，图拉真的手下抓住了伊格那丢并且把他带到了罗马。在他去到罗马殉道的漫长旅途中，他写了七封信给各地的教会，这些书信使我们了解了他和他的神学。伊格那丢主张每个教会应当有且只有一位主教，他不同意革利免给哥林多的书信中所主张的每间教会都应当有多位长老的观点。为了能够作为一个殉道者而死，也借此捍卫自己的信仰，他到达罗马后请求当地的教会不要做任何拦阻他受死的事情，最后他在主后117年殉道。
伊格那丢的七封信中，有一封是写给另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早期教父坡旅甲的，坡旅甲是示每拿的主教。坡旅甲曾经是使徒约翰的门徒，而启示录中基督所命令的七封信中有一封就是给示每拿的教会的。坡旅甲写过很多封书信，但是留到今天的是他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信。我们在上个主日的课堂上讲到过他的殉道，他的殉道经历是他的教会所记录的，也是最早的基督徒殉道记录。
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很多教父都关注来自学术界的对基督教信仰的挑战。他们相信基督教信仰能够胜过任何人的哲学，所以他们就写下了很多护教著作来解释和捍卫基督教信仰。基督教信仰面对的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哲学和属灵观点的世俗世界。在使徒行转17:21，保罗在雅典所说的话可以说同样是针对整个地中海地区的：“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伊壁鸠鲁学派、斯多葛学派、柏拉图学派、亚里士多德学派、诺斯底主义、神秘主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哲学都在那时涌现，并且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
最重要的护教学家可能就是游斯丁了。游斯丁是东方教会的初期领袖，最早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异教哲学家。有一天他在海边，可能是以弗所一带，沉思默想的时候，一个陌生人来到他的面前，指出他的思想中错误的地方，并且帮助他认识到犹太先知所说的话，和这些话如何见证了基督。游斯丁本来就被基督徒们在殉道面前的镇定所震撼，此时就被这个陌生人大大说服，并在132年成为基督徒。他很快就看到自己的恩赐是向希腊哲学家证明基督教信仰的正确。他从基督是“道”成肉身这个角度出发，根据约翰福音第一章，游斯丁认为基督成全了所有柏拉图哲学的缺欠。游斯丁在公元后165年殉道，他在罗马被砍头，因为他在一场辩论中赢了异教的哲学家。
另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护教学家是雅典的雅典那哥拉。雅典那哥拉在希腊哲学中受到过很好的训练，他极力地证明基督教信仰的超越性，因为他看到基督信仰是从神而来的启示，而不是仅仅人的理论的堆积。不仅如此，他看到异教的神都是按着人的形象受造的，都是不完全的而且是有限的，只有圣经中的神是超越的、全然智慧的、完美的、全能并且良善的。虽然他付出了很大努力捍卫基督教信仰，但是雅典那哥拉过多地依赖希腊思想，让神听起来更像一个哲学理念而不是一个又真又活的上帝。
随后在西方教会出现了爱任纽，他是坡旅甲的学生，在177年成为里昂主教。爱任纽写下了大量反对诺斯底主义的著作。诺斯底主义既是一个神秘主义的小教派，同时又是一个哲学的错谬理念，它认为物质的都是邪恶的，属灵的才是良善的，他们拒绝相信是一位神创造了世界，他们宣称自己拥有秘密的知识，也就是“诺斯底”，透过拥有这些秘密的知识，人才能够得到救恩。爱任纽在《反异端》这本书中用“使徒统绪”加以反驳，使徒统绪就是真理的治理，从使徒传递下来保守了教会，是解释圣经的唯一钥匙。为了反对诺斯底主义所主张的物质和身体都是邪恶的，爱任纽指出神自己道成了肉身、成为人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
特土良是西方教会在迦太基的主教，也是第一个大量用拉丁文写作的基督徒。是特土良建立了今天教会仍然会使用的神学语言和神学名词，例如，他第一个使用了“三位一体”这个词来描述神的“一个实质、三个位格。”他的主要著作是《护教学》，在这本书中他使用了非常精确地法律语言来向罗马官员证明基督教信仰应当被接纳和宽容。作为一个论述非常严密的作家，特土良的名言是“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但是这位很有智慧的教会领袖却转了一个不幸的弯，在公元后220年，他加入了孟他努主义。孟他努主义是一个异端小教派，认为自己知道历史的走向和预备基督的再来。再一次地我们被提醒，即便是最早期最优秀的教会领袖也免不了被错谬所影响。
另一位东方教会的重要领袖是亚历山太城的革利免（不要和罗马的革利免混起来）。革利免受到很多游斯丁的影响，努力地想要帮助两个世界的和解。他想教育基督徒认识希腊哲学的智慧之处，也想劝告哲学家们认识基督教的真理。这使他发明了一个叫做“炼狱”的概念，炼狱是炼净灵魂的地方，天主教会最后采纳了他的观点。革利免更多的是从灵意而不是从字面来解释圣经，这使他的思想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和漏洞。他担任亚历山太的主教直到202年，由于受到逼迫，他不得不逃离这座城市。
当逼迫最后告一段落时，俄立根，开始担任主教。俄立根是革利免的门徒，也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于主后185年出生于亚历山太，是那个时代非常聪明的学者，也是多产的作家。他写下了早期教会最多的学术作品，他编订了《六文本合参》（Hexapla），把希伯来文的旧约和五个不同的希腊译本放在一起来作文本比较。他是第一个写下系统神学著作的人，把基督教信仰用系统化、逻辑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也尽最大的努力用当时的柏拉图哲学去解释基督教的神学体系。然而，和其他的一些教父一样，希腊哲学带领他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主张灵魂的先存说、普救论，被教会定为异端。他在皇帝德西乌斯在位的时候殉道。
最后，我们要认识居普良。居普良是西方教会的一个重要领袖，在公元246年信主的时候就已经是迦太基极有影响力的一位市民。居普良非常强调教会的合一和教会的权柄。他是第一个称呼罗马主教为“彼得之座”的人，是他把使徒权柄加在了罗马之上，为后来的教皇制度做了铺垫。在德西乌斯逼迫期间，他反对把那些曾经背道的基督徒重新接纳回教会。因此，他写下了他的重要作品《大公教会的合一》来主张这样的观点：教会之外没有救恩。他在公元后258年殉道。
结论
基督在约翰福音14:18宣告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他借着圣经给我们祂的话语，他的身体就是教会，他的灵在洗礼和主餐中与我们同在。然而，正如初期教会的分裂和谬误所让我们看到的，我们总是要把信心放在基督而不是其他基督徒身上。是的，我们要重视教会这一基督的身体，教会捍卫圣经真理，我们也要赞美神对教会在各样挑战中的引导、带领和护理。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教会历史】第三讲：君士坦丁、教义纷争和大公会议
【教会历史】第三讲：君士坦丁、教义纷争和大公会议提摩太后书1:13-14：
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着。
初期教会面对很多来自政权的逼迫和挑战。到第一世纪晚期的时候，所有的使徒都死了，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教会中间流传着很多使徒书信和经文，但是圣灵还没有带领教会对圣经正典达成一致和做出共同的决定。教会之间也没有一个清楚的、大家都同意的教义纲领，也没有信仰告白或者信条来界定何为正统的基督教。教会中也产生了一些分歧，有一些教会领袖开始主张不同的观点和实践，有一些领袖则引入了“新颖的”、毫无裨益的，甚至是异端的教导和实践到教会中。所有的这些混乱都发生在教会的政治地位尚未确定的时期。但是突然到公元312年的时候，罗马帝国对基督教阶段性的、残酷的逼迫告一段落，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不但容忍了基督教，而且自己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这个改变发生的时候，教会对于自己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困惑，天上的权柄和地上的权柄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教发展的最初几百年间，外部的争战和内部的纷争一直威胁着教会，初期基督徒们在恐惧和战兢中活出了他们的信仰。
第一世纪的各种威胁让我们思考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教会的权柄。由谁，或者什么来确定真信仰？初期基督徒依靠的是我们今天所依靠的资源：圣经和信条。上周，我们看到圣经正典是如何得到确认的。本周我们将认识教会的大公会议，我们也会了解初期教会的一些教父和他们对于教义形成的重要作用。
君士坦丁的兴起
在312年，罗马帝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当时的罗马领袖君士坦丁正在预备与马克森提乌斯展开最后的大战，这也是他迈向皇位的最后一仗。根据君士坦丁自己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他声称他当时正在向“至高的神”祷告，求神赐予他胜利。当他在祷告时，他看到一个异象，就是天空中悬挂着一个燃烧着的十字架，上面写着“凭此征服”。那天晚上，基督在他睡觉的时候向他显现，并且向他展现了凯乐符号（Chi-Rho，希腊语：XP），这是希腊文“基督”的头两个字母。君士坦丁说基督要他将这个神圣记号画在士兵们所有的盾牌上，基督会因此确保他的胜利。当君士坦丁的军队与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在罗马城外台伯河上米尔维安大桥决战时，马克森提乌斯的军队被包围，马克森提乌斯在逃跑中落水而死。君士坦丁获得了罗马的皇权，同时宣称他将效忠和事奉这位新的神，他认为是这位神帮助他赢得了战争和皇位。
第二年，君士坦丁发布了米兰敕令，宣布基督徒有公开敬拜的权利，要求各地政府发还他们的教产和教堂，并且补偿他们在逼迫中所遭受的其他财产损失。他同时也允许基督徒公开地在罗马政府中担任官职。这些命令都给教会带来了极大的释放。君士坦丁自己究竟是不是真正相信基督，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仍然是一个谜。看起来他对基督教信仰的接受更多地是看重背后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利益，而不是真诚地悔改相信。罗马一贯的传统是皇帝为了国家的益处寻求新神的祝福，或许君士坦丁对上帝的认识和他对其他异教之神的认识差不了多少。
君士坦丁并不完全理解基督教的教义，对其实践所知就更少。虽然他不再允许罗马的神庙继续悬挂和敬拜他的画像，但是却继续保留了原有的异教敬拜，并且仍然在引入其他的异教风俗。他同时继续在硬币上保留异教之神的画像，尤其是他所喜欢的太阳神。历史学家猜测他可能把太阳神和基督等同起来。在神学上，他在正统信仰和亚流主义之间摇摆不定（认为基督是低一等的、介于神和人之间的受造物），经常取决于哪一方支持的人更多、实力更强大，而不是哪一方更正确。他是一个脾气恶劣的人，他以通奸的罪名处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儿子（这个指控是否有效不得而知）。君士坦丁一直拒绝受洗，直到死前才接受洗礼，很有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可以在生前继续犯罪、纵情声色，或者对洗礼有不正确的认识。在君士坦丁死后，他的继任者们继续在正统信仰、亚流主义和异教之间摇摆，直到第四世纪末，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才下令摧毁所有异教寺庙并且确认基督教为帝国国教。
君士坦丁给教会留下了非常复杂的遗产。一方面，他减轻了对教会的迫害，使基督徒们能够自由地敬拜，他同时也给教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自由，使基督教信仰得到了公开的尊重。他也用自己的权柄和地位帮助教会解决了很多内部纷争，例如他下令召集了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但是，在他试图驾驭基督的权柄、使之为罗马服务的过程中，他也建立了“皇帝教皇合一”（ceasaropapism）的观点，这是后世政教合一的前身。在他的观点里，世俗的统治者是神所设立的，神同时也授予他教会元首的地位。君士坦丁甚至看自己为“第十三个使徒”。由于国家对基督教信仰的推崇，相信基督成为政治晋升的工具，而不再是信心和悔改的基础。基督教成为了一个社会现象，教会和世界变得越来越像。很多异教的做法开始进入到基督教会的敬拜当中，例如敬拜玛利亚和敬拜死去的圣徒。最后，基督徒甚至从被逼迫者变成逼迫其他信仰的人。在罗马废除异教崇拜之后，罗马官员禁止偶像崇拜者加入军队，判处亚流主义者（反对三位一体的人）和重复受洗的人（多纳徒派）死刑。政府而不是基督，成为了教会的头。这一点应当成为我们今天教会需要小心和防范的。
第四世纪的教父们
除了君士坦丁以外，还有这些第四世纪的教父值得我们认识和记住。
米兰主教安波罗修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在罗马政府极具影响力的教会领袖。他成功地抵制了罗马皇太后贾丝泰娜想要把亚流主义带进教会的企图，后来他还成为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非常亲密的私人顾问。基督教信仰至此终于从三百多年前受逼迫的地位变成了皇帝的座上宾。在米兰主教，一位亚流主义者死掉之后，信徒们自发地拥戴安波罗修成为米兰的主教。这也是早期教会的“会众制”——会众自发地选立他们的领袖，并离弃了亚流主义这一异端。后来安波罗修成为了奥古斯丁的师傅，这是他留给教会最大的遗产。
第四世纪末、第五世纪初最著名的圣经学者是耶柔米，他住在安提阿。耶柔米是一个脾气糟糕并且好斗的人，常常在批评异端的同时也批评自己的伙伴们。在374年，耶柔米去罗马成为教皇达玛苏的秘书。在他担任秘书期间，达玛苏要求他把圣经翻译为拉丁文。达玛苏死后，耶柔米搬到伯利恒居住，并且完成了拉丁文圣经的翻译，我们称之为“武加大译本”。这个译本是天主教会的官方圣经译本。耶柔米同时也写了很多的圣经注释书，是优秀的教师和解经家。耶柔米认为基督化了的罗马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神所设立的文明巅峰。当罗马衰亡的时候，耶柔米的信心受到极大的削弱，他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万国之母为何成为坟墓？”
当然，最有影响力的教父就是希波的奥古斯丁了。奥古斯丁不仅仅是他所在的时代最伟大的基督徒思想家，而且由于他的先知性、他的优秀和洞察力，他应该也是教会历史上直到今天都无出其右的伟大神学家。我们可以说，今日世界的神学、政治哲学和伦理学都被他的思想所影响和塑造。奥古斯丁于354年出生在现在阿尔及利亚的一个小镇里，他的青少年时期是沉沦在世俗享受中、声色犬马的生活，他甚至还有一个私生子。多年的思辨和属灵追寻最后使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接受了基督成为他的救主。这给他带来了一个戏剧性的转变。在他所写的《忏悔录》这本基督徒灵修经典著作中，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转变：
我灵魂深处，我的思想把我的全部罪状罗列于我心目之前。巨大的风暴起来了，带着倾盆的泪雨。……我向你说了许多话，字句已记不起，意思是如此：“主啊，你的发怒到何时为止？请你不要记着我过去的罪恶。”我觉得我的罪恶还抓住我不放。我呜咽着喊道：“还要多少时候？还要多少时候？明天吗？又是明天！为何不是现在？为何不是此时此刻结束我的罪恶史？”
我说着，我带着满腹辛酸痛哭不止。突然我听见从邻近一所屋中传来一个孩子的声音——我分不清是男孩子或女孩子的声音——反复唱着：“拿着，读吧！拿着，读吧！”……我急忙回到阿利比乌斯坐的地方，因为我起身时，把使徒的书信集留在那里。我抓到手中，翻开来，默默读着我最先看到的一章：“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我不想再读下去，也不需要再读下去了。我读完这一节，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
在回顾自己早年的叛逆和挣扎的时候，奥古斯丁不仅认识到了人生中的意义，而且还意识到了整个人生的价值所在。他对此做出的结论是：“我们的心焦躁不安、没有安息，直到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安息。”
奥古斯丁在安波罗修门下学习，也正是在那里他进一步地从哲学角度去思考信仰的真理。在担任北非希波地区的主教之后，奥古斯丁沉浸在对神学和哲学的进一步学习之中。这并不是说他喜欢躲在学术的象牙塔中，而是作为一个牧师，他看到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神学给信徒的生活带来多大的混乱和困扰。例如，有一个信徒群体叫做多纳徒派，他们竭力地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完全圣洁纯全的教会，他们教导说如果任何一个圣礼——洗礼或者主餐——不是由一个无可指摘的、圣洁的牧师执行的，就是无效的。这导致了圣礼的有效性不是建立在神和神的话语之上，而是建立在执行圣礼的神职人员之上。这也让很多基督徒感到焦虑和失去安全感，甚至进入信仰危机，因为他们发现当初给自己施洗的人现在犯罪了、或者跌倒了，他们就不能够确认自己的洗礼是否有效，他们也因此怀疑自己的救恩。或者他们开始对教会的神职人员吹毛求疵，生怕影响自己的得救。为了反对多纳徒派的错误观点，奥古斯丁教导说是神建立和掌管圣礼，只要圣礼在执行时是按照神的命令而做的、奉着神的名、做在真信徒的身上，它就是有效的。
奥古斯丁最著名的论战是在反对伯拉纠主义上。伯拉纠是不列颠的修士，他的教导被他的跟随者传播到北非。伯拉纠反对原罪论，主张说人生来的本质是好的，借着人自身的努力可以得着成全和完美。它带出的一个结论是说，既然我们不是真的罪人，那么我们也不需要一个真救主。所以基督并不是在我们的地位上代替我们而死，而是成为一个我们应当效法和跟随的榜样。【注意：虽然伯拉纠主义是一个古老的异端，但是今天仍然换一个形式存在。例如看耶稣为道德主义榜样或者革命家的自由主义基督教、“财富与成功”的成功神学、摩门教、基督教科学派，等等】为了回应伯拉纠主义这一异端，奥古斯丁首先依靠圣经，其次倚靠他自己的经历——他曾经是一个可怕的、悖逆神的罪人，后来却依靠神的恩典而得救。奥古斯丁辩称，人类不但作为亚当的后裔生来有罪，而且人不可避免地选择犯罪，无论我们怎么努力都不可能拯救自己。惟有透过上帝主动的施恩，我们被拣选、得着在基督里的信心这一白白的礼物，以至于我们能够悔改并且信靠基督。
奥古斯丁最著名的著作是《上帝之城》。当时罗马城已被蛮族攻破，人们把罗马帝国的衰退归咎于基督徒之离弃传统多神宗教。奥古斯丁觉得有必要著书回应此攻击，也是为了安慰像耶柔米这样因为罗马衰亡而信心软弱的基督徒，于是提笔写作此书，时当公元413年。奥古斯丁在书中说明，罗马的衰退是肇因于道德的衰退；基督教不但不是罗马衰退的原因，反而有助于道德的提升。但基督徒所归属的不是罗马帝国或任何地上之城，而是上帝之城。地上之城与上帝之城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后者则是结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在对比这两个城从起源到结局的过程中，他对人类的群体生活有深入的讨论，也建构了基督教的历史观。奥古斯丁指出，我们同时身处两座城，也是这两个城里的好市民，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两座城混为一谈。天国不被地上的国所束缚，正如基督徒不能自己完成自己的救恩，我们也不能在地上建立天国，真正的家乡是在那将来天上的国里。
四个问题，四次大公会议
在初期教会，教会确认和建立自己的信仰的方式是透过信条。正如我们上周所讲到的，初期基督徒们会在受洗之前被要求背诵一些简单的信条，来宣告他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和抵挡异端。最早的信条是使徒信经，我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使徒信经是安提阿主教伊格纳丢在公元后110年写的。
随后，教会中间产生了其他的挑战和新的观点，从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教会举行了四次大公会议来解决教会当中的神学争议，也同时解决一些政治性的议题。这四次大公会议是要分别处理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都是和耶稣基督的本质有关的。第一，基督是神吗？第二，基督是人吗？第三，如果我们对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是如何联合的？第四，我们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或词汇来描述基督？
1. 尼西亚会议（325年）
325年的尼西亚会议回答了第一个问题。这一争议是从318年开始的，当时亚历山太城首先陷入这一可怕的争论当中。亚历山太的一位长老亚流，因为深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也高举圣父神性的超越性，开始主张说耶稣是受造的，而不是在永恒中就存在的，也不拥有像圣父那样的神性。亚历山太的其他长老，以及主教亚历山大和亚他那修都反对这一错误的观点，并捍卫三位一体和道成肉身的教义。在321年，亚历山太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在会中主教们谴责了亚流的观点，并免去了他长老的职务。然而这一会议并没有解决争端，反而加速了争端的扩张。亚流的口才相当地好，同时极具个人魅力，他赢得了教会中很多领袖和信徒的支持，情况并没有因为主教会议而变好。最后，皇帝君士坦丁在写信给双方试图“和谐”两方的观点未果之后，决定使用他的权力（作为教会的元首）在尼西亚召集一次全国性的主教会议来解决这一冲突。尼西亚是小亚细亚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君士坦丁本人更同情亚流主义，然而他其实并不在乎神学的正确性，他在乎的是教会的合一和社会的和谐。亚历山太学派的亚他那修在会议上极力为“圣子与圣父同质”这一重要观点而辩护，成功地说服了所有的参会者和皇帝本人。亚流在会议上被免职和绝罚，大会形成了一个信条，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在诵读的、代表正统基督教信仰的《尼西亚信经》。
亚他那修为正统神学的辩护是基于三个前提的。第一，圣经所教导的真理——圣经中很多的经文都在教导基督的神性。其次，从救恩的逻辑上说，既然基督为我们众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神与人得着合好，基督就必须有完全的神性。第三，很多基督徒的经历见证也支持基督的神性。历代以来信徒都是奉父、子和圣灵的名而受洗的，也向基督献上祷告。所以信徒们都支持亚他那修的观点，因为亚流主义显然和他们所经历、所认识到的基督教信仰不同。虽然有不少神职人员受到亚流主义的影响，但是大部分的信徒都拒绝了这一异端。英国作家鲁益师在称赞亚他那修的时候尖锐地指出，“他站出来为三位一体的教义而辩护，毫不迟疑、坚定不移，尽管当时看起来好像整个文明世界都从基督教信仰退后进入了亚流主义的异端，包括了他们当中很多优秀的神职人员。”
有一位基督教历史学家这样评论：“亚流主义是基于单一神论的逻辑而推导出来的，在整个基督教神学的历史上，这种错误反复地出现，这种错误的本质是试图要把神所启示的真理塞到当时社会认为‘合理’的框架里面去。”【亚流主义今天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我们当中，例如耶和华见证人就持有这种观点。】我们要记住，我们对基督位格的认识是建立在神自己的启示——也就是圣经——之上， 而不是建立在当时当代所认为的“合理”之上。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基督徒信仰的不同部分都被当时的世代堪为“不合理”、“缺乏理性”，有的时候是基督的神性、有的时候是三位一体、有的时候是圣经论、有的时候是创造论、有的时候是人人受造而平等，也有的时候是一男一女的婚姻。今天的世界可能反对圣经所教导的地狱、排他性的唯独基督、神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能、圣经的婚姻观，等等。
2. 君士坦丁堡会议（381年）
君士坦丁死后，尼西亚会议所得出的结论又开始引发新的问题。尼西亚会议确认了基督是完全的神，然而新的异端群体又带来了新的问题。有一个亚波里拿留所带领的团体主张亚波里拿留主义（Apollinarians），也就是否认基督有人性和人的灵魂，因而带来了有关基督人性的问题。与此同时，另一个团体主张“圣灵受造说”（Pneumatomachians），认为圣灵并不具有完全的神性。他们的异端教导和奇怪的名字——人们一般不太会想加入一个自己连名字都无法发音的团体——使得他们没能吸引多少跟从者。381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会议认定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确认了三位一体中三个位格都有完全的神性，也确认了基督有完全的人性。这一会议同时对尼西亚信经做出了细微的修改，我们今天所读的尼西亚信经就是修改后的版本。基督教历史学家乐马可（Mark Noll）指出，“尼西亚信经代表着教会在选择人的智慧还是神的智慧这件事上做出了历史性的选择。”人的智慧是什么呢？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人的智慧根本就不是智慧，而是神所看为愚拙的。
君士坦丁堡会议也标志着亚流主义的彻底失败。虽然尼西亚会议已经否定了亚流主义，但是亚流主义仍然存在在教会中，并且深刻地影响着很多人。因为君士坦丁的继任者君士坦丁二世支持亚流主义，所以亚他那修在尼西亚会议后五次被放逐，因为罗马皇帝在基督教信仰、亚流主义和异教崇拜中来回摇摆。很多亚流主义的神学家重新回到主教的位置上，有些人甚至成为皇帝的顾问。从一个方面来说，亚流主义也触及了政教关系的问题。主张亚流主义的皇帝和亚流主义的跟随者们常常操纵政府权力进入到教会里面，他们说，因为圣父在圣子的权柄之上，所以国家在教会的权柄之上。基督徒们反对这种说法，教会应当是自主的，尤其在属灵的事务上教会不应当受到国家的支配。米兰主教安波罗修有一个做法是一个绝佳的诠释。他曾经拒绝了皇帝狄奥多西一世的主餐，直到狄奥多西在那件具体的事情上认罪和悔改。【举例：艾森豪威尔和埃尔森牧师，某总统候选人最后未能加入国会山浸信会。无论你认为自己有多重要、工作有多忙碌、是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你首先应当委身于一个地方教会，并且顺服教会的权柄。】
3. 以弗所会议（431年），双城记
在基督完全的神性和完全的人性被确立以后，很多人认为教会终于可以停止纷争、和平发展了。然而这一盼望却落了空。如果耶稣既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那么第三个问题就产生了：这两个本质如何并存呢？这一问题给东方教会带来的困扰尤其的大，因为西方教会正在把精力放在对付异教入侵上，而且西方教会并不像东方教会那样热衷于纯粹的哲学思辨。这个问题虽然听起来很理论，但是却很重要。在东方教会出现了两个学派，这两个学派分别出自两个城市，他们带来的分裂不但是学术上的，也是政治上的。一个是安提阿学派，强调基督的人性，主张说这两个本质是截然不同的、在基督的位格中松散地连接在一起。另一个是亚历山太学派，强调基督的神性到一个地步，以至于他们会忽视和减弱基督的人性。
在428年，聂斯多留成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聂斯多留是在安提阿学派的教导下成长的，他主张说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互相脱离的，他也无法相信基督的神性是受造的，也无法接受基督的神性被钉了十字架。他说，“神不是一个小婴孩。” 亚历山太的主教奚利尔激烈地批评他，并且指控他为异端。奚利尔认为基督的两个本质是高度合一的，他认为聂斯多留的观点会带来二元论或者基督本质的二分。他的观点是，如果聂斯多留是对的，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完全分开的，而被钉十字架的仅仅是基督的人性，那么单单人的受苦和死亡不能够成就救恩。皇帝于是在431年召集主教们在以弗所开会，来对这个问题做出回应。奚利尔和他的支持者们先到了以弗所，在聂斯多留的支持者们到达之前就率先召开了会议，并且立即宣布聂斯多留被绝罚。一报还一报，所以当安提阿主教约翰抵达以弗所的时候，在城市的另一头开了另一个会议，宣布他们自己才是真大公会议，并且绝罚了奚利尔。为了反击，奚利尔召开的会议掀起了又一波绝罚，这次出名的是主教约翰和其他的安提阿学派的主教们。皇帝狄奥多西二世为了避免无休止的互相绝罚最终介入了以弗所会议。他逮捕了奚利尔和约翰，宣布双方作出的绝罚均为无效。从神学上来说，皇帝更支持亚历山太学派，他流放了聂斯多留，会议确定耶稣的神性和人性不能分割，确定玛利亚所生为形作耶稣的天主，因此是名副其实的“上帝之母”。另外，此会议同时将伯拉纠主义（主张“无原罪，自由意志”）斥为荒谬主张。最后，会议确认第一次公会议和第二次公会议的决定，认为《尼西亚信经》是完整的，任何更改是不允许的。此
会议的结果没有超过《尼西亚信经》的决议。
4. 迦克墩会议（451年）
以弗所会议所形成的结论相当混乱，几乎没有达成什么有意义的共识。虽然以弗所会议确认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并存，但是如何描述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问题。几年之后，这一纷争死灰复燃。在主后446年，君士坦丁堡有一位修士名叫欧迪奇，他主张说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前就已经有人性和神性了，而在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完全混合在一起，基督的人性被神性所吸收，就像一滴水被大海吸收了一样。所以，耶稣本质上来说并不是完全的神，也不是完全的人。狄奥多西在449年再一次地召集了大公会议来解决这个争议。亚历山太的主教狄奥斯库若一世这次支持欧迪奇，他给了皇帝很多黄金并且纵容他的修道武士们恐吓与会者要服从他的主张，更令他们殴打君士坦丁堡牧首夫拉维亚（Flavian），因为夫拉维亚在448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中曾将欧廸奇定罪。罗马主教里奥给第二次以弗所会议写了一封信，捍卫基督二性论，他们连读都不读。狄奥斯库若在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上宣布正统的基督二性论为“异端”，并且认为持有基督二性论的人不能够担任神职人员。因此，罗马主教里奥称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为“强盗会议”。混乱、分裂和异端给教会带来极大的威胁。
在这个混乱而充满转机的历史时期，一匹笨马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说的不是一匹黑马，这不是一个比喻，而是一匹真正的马。在第二次以弗所会议之后的第二年，皇帝狄奥多西所骑的马突然失脚，皇帝从马上摔下来并且折断了脖子死了。继任的新皇帝同意正统派的基督二性论观点，并且在451年召集了一个新的大公会议，就是迦克墩会议。迦克墩在君士坦丁堡的海峡对面。在这次会议上，罗马主教的信被宣读，里奥的观点被接受，他的措辞是基督是一个位格，这一位格“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 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二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不仅如此，里奥把基督论联系到救恩论上，正因为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胜过了死亡，魔鬼原本在死亡之上的权柄被摧毁了。我们本不能胜过罪和死亡的权势，除非那位罪不能玷污、死亡不能抓住的主成为我们的样式。”
迦克墩会议确认了正统的基督论，而迦克墩会议没有说的也同样重要。一方面，迦克墩会议捍卫了正统的基督论：一个位格，既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同时迦克墩会议抵挡了人里头那种想要清晰定义不可清晰定义之事的诱惑。使徒保罗多次把福音描述为“奥秘”，奥秘的核心就是神怎样成为人。为什么这么多初期教会的重要人物后来都陷入错误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想越过圣经已经启示的去理解基督。神使用了迦克墩会议拒绝这些诱惑和错谬，确认合乎圣经的基督论，并且阻止我们越过圣经、单纯靠着哲学思辨去认识基督。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迦克墩会议加速了教会的分裂。虽然东方教会接受了迦克墩神学，他们同时也对西方教会有了更大的不满，尤其是罗马教会自迦克墩会议之后自认为具有最高权柄。虽然正式分裂在六百年之后才发生，但是分裂的种子却在迦克顿会议之后就埋下了。
总结
在第二讲，我们看到教会如何渡过了逼迫，我们对自己说逼迫过掉、教会被接纳之后就好了。但是逼迫的结束反而给教会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带来了新的机会。随着基督教会的数量增长，教会也借用领袖们、著作和大公会议清晰地告诉世界基督教相信什么和不相信什么。这些不仅仅是神学思辨而已，因为在这四次会议上所讨论的基督论直接影响到三位一体和救恩论。我们在这段历史中看到神信实地保守祂的教会，胜过了各样的挑战和错谬。我们同时也看到圣经的重要性，直至如今，圣经都是治理教会和引导我们生活的最高标准。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教会历史】第四讲：进入中世纪
【教会历史】第四讲：进入中世纪导论
上周的时候，我们主要学习了一个较短的历史时期里发生了什么，也就是主后300年到450年。在这段时期里，基督教经历了神学的挣扎，尤其是在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基督的位格、三一神的实质等问题上向异端做出了回应。今天，我们会在这些大公会议的基础上继续前进，向我们这个时代靠拢。今天我们要看到从451年到1054年，这六百年间教会发生了什么。这是很漫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我们该怎么学习呢？我们不会把这六百年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列出来，而是从中截取几个重要的片段（“快照”）来认识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社会和教会会发生这样的改变。
在这六百年间，我们可以提炼出三个重要主题，这三个重要主题也写在你手中的讲义里了。第一个主题是政教关系。君士坦丁在312和313年借着米兰敕令合法化了基督教，随之而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教会和政府之间产生了紧密的、从未有过的连接关系，因为在此之前，基督教一直是受逼迫的，现在它不但被合法化，而且还成为了官方信仰，它从未思考过自己和政府应有的关系是怎样的，所以很快教会和政府就进入了在权力上纠缠的状态。第二，我们看到教会和世界的关系也在纠结，因而兴起了修道运动。第三，我们要看到东方和西方的关系。在451年，教会们还可以和平地在迦克墩举行合一的大公会议，六百年后，教会已经被分裂为两个：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
第五世纪
我们从第五世纪开始，主要是440年到460年。这是一张罗马帝国第五世纪的地图，你可以在这张地图上认出意大利吗？对，就是伸到地中海中、像一只女士穿的高跟靴子一样的半岛。这就是第五世纪的罗马世界。请你记住两个关键城市：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在公元330年把国家的首都从罗马搬到了君士坦丁堡，这是一个重大的搬迁，国家的首都从西方搬到了东方。还有两个对基督教世界非常重要的城市：安提阿（地图上叫做安条克，Antioch），这是一个文化中心，也是初期教会的宣教中心，安提阿的主教对文化、教义都很有影响力。还有一个城市是亚历山太（地图上叫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亚历山太的主教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
到第四世纪的时候，匈人对罗马产生了威胁，他们的领袖叫做阿提拉。匈人原本在北方，后来向南方迁移，他们在往南方迁移的时候导致了其他西方民族——罗马人称之为“蛮族”，因为他们在文明世界之外——往今天的西欧迁移，并且逐渐渗透到罗马帝国里，而罗马其实也给他们机会进入到文明世界里来。这些蛮族是谁呢？他们有东哥特人、西哥特人（这两个民族后来都汇入日耳曼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等等。他们都进入了罗马，他们来干什么呢？他们是来抢劫的。例如亚拉里克——西哥特的领袖——被罗马安顿在边境，成为罗马军团的一部分，罗马本来希望他们能够抵抗其他蛮族，却不料他们叛乱进入了希腊，洗劫了哥林多、阿尔戈斯和斯巴达。他们先是到罗马来避难，后来却叛乱，给罗马带来很大的混乱。
到公元410年的时候，罗马陷落，被蛮族占领和洗劫。对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半部分，也就是西罗马帝国而言，在此之后他们就被蛮族占领了。匈人的威胁消失之后，这些蛮族就在西罗马帝国里开始建立自己的小王国。所以西罗马不再存有一个统一、稳定的中央集权，先后出现甚至同时并存多个小王国。而在东方（君士坦丁堡），皇帝却一直在位并且掌权，东罗马帝国始终是一个稳定的国家。换句话说，从政治版图来看，东方政权是强大稳固的，西方是软弱无力的。
那么，教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这时候基督教发展到什么局面了呢？上周的时候，我们谈到在451年召开了迦克墩会议，迦克墩会议的核心是基督的人性和神性是如何一同工作的。还记得这个议题的正反两方是谁吗？是安提阿学派和亚历山太学派，这两个学派都是东罗马帝国的。他们在451年在迦克墩开会试图达成一致，但最后一锤定音的是罗马主教利奥一世。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迦克墩会议接纳，我们称这封信为《大卷》。这说明什么呢？在当时，西方教会——西罗马帝国的教会——已经在基督论上达成了一致，他们进一步地探讨救恩论，而奥古斯丁的杰出贡献是对救恩论的本质有深入的研究和清晰的结论。东罗马帝国的教会却还在关注基督论，并且争论不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别，也帮助我们理解后来所发生的一切。
我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重要神学根基是救恩论，人应当怎样得救？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大贡献的是奥古斯丁，我们的教义也基于他的总结。奥古斯丁是北非希波的主教，希波属于西罗马帝国。现在我们回到上周的内容。上周我们提到一个人名叫伯拉纠。伯拉纠是谁呢？【提问】伯拉纠是英国的一个修士，他是阿民念主义的鼻祖。他生于354年，和奥古斯丁同年，他和奥古斯丁之间爆发了激烈的辩论。伯拉纠认为，我们并不是生来就有罪的，罪是我们“学来的”。我们来到世上的时候是中立的，世界是罪的孵化器，罪是我们成长的时候所建立起来的习惯。我们在本质上并不是罪人，罪是世界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该怎样得救呢？靠着神的律法，我们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正确规则，我们才知道该怎么做，并因此得救。这就是伯拉纠的观点。
反对伯拉纠的是奥古斯丁，他同样出生于354年，北非人。奥古斯丁认识到伯拉纠的错误，我们上周讲到他的转变。奥古斯丁读到圣经中神的话和伯拉纠的观点是相反的，在罗马书3章（“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马太福音15:19（“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约翰福音8:34（“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奥古斯丁从这些经文中看到我们生来按着本性就是罪人，这不是我们靠着道德、教育可以改变的。这不是一个生活习惯，我们可以借着7步或者21天去重新建立的。我们的罪靠律法不能解决，我们的罪需要基督的牺牲和献祭。如果伯拉纠是对的，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就不再必要，因为耶稣只需要教导我们律法就够了。根据伯拉纠的观点，基督不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431年的以弗所会议上，伯拉纠主义被正确地定为异端。尽管如此，伯拉纠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甚至深入教会内部。后来出现了半伯拉纠主义的，在我们学习的内容中也提到它。半伯拉纠主义和伯拉纠主义的不同在于，它承认我们生来是有罪的，我们也被这世界引导去犯罪；但与此同时，我们里面有向善的努力，神会回应我们里面向着神所作出的努力。你看到半伯拉纠主义的错误在哪里吗？他们认为神的恩典不是先在的，而是根据我们向着神的努力而给予的，我们的努力在先，神的恩典在后。
奥古斯丁则认为恰恰相反，他相信我们自己无法迈出那一步，不能向神做出任何努力。因为我们里面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神因着祂的恩典重生和呼召我们来回应福音。如果你想学一点神学词汇的话，现在是时候了。奥古斯丁所主张的是我们称之为“神恩独作论”（monergism），而半伯拉纠主义者们所主张的则是“神人合作论”（synergism），意思是神和人合作共同才能完成救恩。“神恩独作论”这相信是神单方面发出恩典和成就恩典，我们是被动的，上帝才是完全主动的，无论在历史中还是在救恩上都是如此。你明白了吗？
当然，你会说，我们不是也要向神做出回应吗？我们不是要悔改和认罪吗？是的，但是我们的悔改和认罪也是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结果，我们的本性是无法做到的。
所以，半伯拉纠主义在西方教会中得到发展，在529年的奥朗日会议（Synod of Orange）上被定为异端，半伯拉纠主义至少在理论上在西方教会是被看为异端的。但是半伯拉纠主义的影响却没有因此消除，教会中仍然有人公开的或暗暗地接受半伯拉纠主义。在东方教会，他们没有奥古斯丁，他们完全接受半伯拉纠主义、对此毫无疑惑。所以我们在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都看到半伯拉纠主义的影响和实践，西方教会虽然谴责和定为异端，但半伯拉纠主义仍然渗透到教会的很多地方。
第六世纪
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六世纪。在第六世纪的时候要比较东罗马和西罗马，我们只需要看两个代表性人物就可以了。各位看到讲义上有查士丁尼大帝，皇帝至上（Caesaropapism，字面意思是皇帝-教宗制）；以及大格里高利，教宗至上（papal monarchy，字面意思是教宗-王权）。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从第六世纪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开始。东罗马当时是么样子的呢？查士丁尼从527年开始担任东罗马的皇帝，首都在君士坦丁堡。他开始了对罗马统治的恢复时期。他主张皇帝至上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凯撒同时也是教宗，有权柄治理一切。既然神设立皇帝来治理国家，皇权就应当大于教会的权柄，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教宗应当在凯撒的权柄之下，国家高于教会。
从地理上来说，查士丁尼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要赢回被蛮族占领的西罗马帝国。他向西进军，从蛮族手中夺回了北非、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恢复了往日罗马帝国的荣光。但是随着他在565年的去世，短暂的荣光很快暗淡了下来，这是东罗马历史上的短暂辉煌。查士丁尼同时也推动了文化的恢复，他们建立城市、城墙，也建立水坝。他在君士坦丁堡建设了圣索菲亚大教堂，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建筑物。所以在东罗马，因为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所以秩序仍然存在，同时在帝国的外围出现了一些威胁。伊斯兰就是这样的一个威胁，伊斯兰教当时刚刚开始在阿拉伯半岛传播，并在后来大大地威胁了东罗马帝国。
查士丁尼死于565年，默罕默德生于570年，也就是查士丁尼去世的五年之后。默罕默德在40岁的时候退到一个洞穴里去默想，当他默想的时候，他声称得到了上帝的启示，他把这些启示写下来，就形成了可兰经。在麦加，有一些人开始跟随默罕默德。当时的阿拉伯地区是实行多神崇拜的，每一个部落都有自己的神，所以麦加的统治者无法接受默罕默德所主张的一神教，并且逼迫他。默罕默德因此逃到了麦地那，并以那里为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军队。630年他带着军队回到了麦加，并且占领了这个城市。自此，伊斯兰教以麦加为中心，向整个阿拉伯世界开始传播。
在十年之内，他的跟随者们就已经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波斯，他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一百年之内，他们就征服了埃及、北非、法国南部，以及西班牙的一部分，并且逐渐靠近君士坦丁堡——东罗马的首都。这些都是在一百年之内发生的。所以在第六世纪的时候，虽然东罗马帝国看起来很好很强大，有秩序又有高度发达的文明，但是伊斯兰正在兴起，也在给罗马帝国带来威胁，甚至最后占领了大部分罗马帝国的土地。
西罗马帝国怎么样呢？正好和东罗马相反。在西方，真正掌管大权的不是皇帝，而是教宗，或者叫“罗马主教”。这就是我所说的“教宗至上”。教皇在实质上治理着整个今天的西欧地区。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西罗马帝国分裂为多个小王国——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西班牙的西哥特王国，英伦三岛上有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各自建立的王国。他们互相争斗，他们需要有人能够给他们带来秩序。于是最后他们就转向了教会，这是为什么罗马的主教开始走上权力舞台——因为那时候舞台上没有主角。这和东方正好相反。
西罗马没有秩序的文明带来了什么呢？给基督教的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有很多重要的影响，我今天只讲两个。一个是修道运动，一个是“可见的恩典”。
首先，什么是修道运动？早期教会就产生了一些修道传统（比方沙漠教父），而西方的修道运动是从第六世纪开始的，有一位著名的修士名叫努西亚的圣本笃，他写了一本如何成为修士的小册子，也就是《本笃会规》。格里高利一世接受了这本会规，并且帮助推广了它，修道主义因此而产生并得到了普及。修道主义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纯粹的属灵生活来洁净自己，使自己从物欲横流的世界中脱离出来、住到一个圣洁的地方，使自己能够专注于舍己和爱主的操练，专注地寻求神。这是修道的目的。修道士们要花大量的时间祷告、读经，他们保持独身（为了拒绝属世的娱乐），并且单单追求亲近神。
为什么修道主义在第六世纪开始盛行？有很多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当时已经没有逼迫了，基督教成为罗马世界公开被认可的宗教，那么你还能怎么背十字架、为主受苦呢？那就是舍己和苦修，修道生活因此得到了一些敬虔主义人士的欢迎。借着修道，我们可以试炼自己对基督的忠心，因为没有人试炼你了，你就只好试炼自己。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流行观点是苦待自己的肉体，以使自己的灵魂得到纯洁，拒绝物质的世界以使里面的生命得以长进。第三个原因是政局的纷乱，看看国家成了什么样子：蛮族、混乱、战争，这离神所要的世界太远了，所以我们就逃离这个世界吧、到山上去吧，远离这世界的各种嘈杂。
对基督徒来说，修道生活有哪些优点和缺点呢？是有优点的，我想说四个优点：第一，修道的确让人可以从某种程度上专注基督和拒绝试探，离开世界的同时也逃离了很多试探，使人可以专注在主的身上。第二，福音得到广传。那时候有很多修士走出去、去到蛮族占领的国家分享福音。帕特里克去了爱尔兰，今天美国人还庆祝圣帕特里克日，那一天也是爱尔兰的国庆节。圣马丁在高卢（现在的法国）布道。因为修士们去到各个蛮族国家，福音传遍了西欧。第三，修院保存了正统的神学。在世界的混乱、战争当中，修院因为远离城市，所以文明得以保存，修士们传抄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为今天的基督教世界提供了庞大的图书馆。第四，修道运动使修士们为社会提供了很多服务，他们教导孩子、建造房子和孤儿院、建设医院、种地和提供食物等等。
修道主义有什么缺点呢？首先，修道主义给救恩论带来威胁。你可以想到，半伯拉纠主义因此大有市场，救恩是神人合作完成的，你需要非常努力地静修，才能得到神的恩典，你需要与神好好的合作才能救自己，修道主义促进了半伯拉纠主义的传播和被认可。其次，修道主义教导人离开世界，这和圣经的教导是不相符的。基督徒需要完全离开这世界吗？不，在圣经里，神呼召我们成为这世界的光和盐，治理受造的世界，爱我们的邻舍，以及向别人分享福音。所以修道主义所主张的基督徒完全离开世界是错误的。第三，修道主义带来了权力的集中和腐败。权力被集中到修道院去了，因为修道院开垦土地、提供食物，他们逐渐就控制了土地，当修道主义发展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人们把土地和商品捐献给修道院以赎他们自己的罪。修道院因为物资和土地的集中而在社会中越来越有权力，这给腐败提供了温床。
什么是“可见的恩典”呢？天主教称之为“成圣恩典”，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教义发展。如果你想想当时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无序、缺乏教育、没有学校，人们也不会自己读圣经。教会，尤其是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就很努力地想要向人们解释基督教信仰，特别是在人们都不识字、不能看书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格里高利一世的答复就是：让恩典更可见！他们给人很多视觉性的管道，让人看见恩典怎样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作用。于是，天主教的圣礼和很多敬拜礼仪因此开始得到发展。
有哪些“可见的恩典”呢？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主餐和天主教所主张的“化质说”——饼和葡萄酒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所以在领受主餐的时候，你就是按着字面意义吃基督的身体。这是可见的神的恩典临到了你的生命中。“可见的恩典”还有对圣徒和玛利亚的尊崇。耶稣太远了，耶稣在圣经里，我读不了圣经，但是圣徒们就在旁边，他们是那些和耶稣一起行走过、同工过的人们。我可以和圣徒们一起祷告，他们就会帮我在耶稣面前祈求。玛利亚也可以这样帮助我，她是耶稣的母亲。因为当时很多蛮族还在敬拜异教的神，教会就说：与其敬拜那些异教的神，为什么把你的敬拜方向转向圣徒和圣徒的遗物呢？就像有人走进毛主席纪念堂，看到毛泽东以前用过的东西，就会有人说，“哇，这是毛主席的帽子，他亲自戴过的，上面一定有些特别的力量。或许我可以对它许个愿，或者收藏这样伟人用过的东西就会给我多点运气。”当时也有人是这样想的，有圣徒的骨头，或者圣徒用过的东西，有人就会收藏它、认为它有特别的能力给到收藏的人、向它祷告的人，或者是摸过它的人。告解也是一个可见的恩典。还有什么？我们该如何让恩典可见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罪告诉主教或者神职人员，让他们把神的恩典施加在我的身上，对于告解的人来说，他们只需要认罪，然后“看”神的恩典可以怎样临到他。
格里高利一世带领了把恩典“可见化”的努力，想让人更多地了解教义。这种做法今天在天主教会仍然存在，比如摇香炉、敬拜圣徒、尊崇玛利亚等，当你看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上了今天的课程你就会明白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虽然今天很多天主教信徒自己也不见得明白。
从上面所说的，可能你已经看到了宗教改革的种子。马丁路德为什么要发起宗教改革？什么让他不能忍了？马丁路德一生努力地想要讨神的喜悦，他知道神恨恶罪恶，他持续地祷告，并且依靠这些途径来得着神的恩典，然而他得不着，心里没有平安。台彻尔贩卖赎罪券的行为最后激怒了马丁路德，台彻尔宣称当你奉献金钱给教会的时候，你就在神那里积累了一点功绩，因为你奉献了钱。这些观点都是从第六世纪开始，因着“可见的恩典”这一观念而开始形成的，最后导致了宗教改革，也就是回到对救恩的正确认识上——救恩是唯独上帝的恩典，而不是我们参与了或者做了那个。
关于第六世纪东西方的差异，我们就讲到这里。
第九世纪
现在我们需要快进一下，快进到第九世纪。第九世纪发生了什么？东罗马在萎缩——因为穆斯林的入侵。到第九世纪的时候，穆斯林已经在君士坦丁堡大门之外了，东罗马也失去了很多权力、文化影响力和土地。同时，他们仍然派遣宣教士——也就是修士——去到斯拉夫语系的世界，这些宣教运动都结出了果子。这是东罗马。那么西方呢？当东罗马在萎缩、失去影响力和权力的时候，西罗马却在坚固和得到加强。前面我们说到，在西罗马有很多叛乱的蛮族国家，这些小王国的权力慢慢地被统一，因为这些国王和领袖们想要彼此合作。最后，法兰克国王成为西欧世界的主要领袖。他和教皇进行了亲密无间的协作，为要能够彼此保护和互相增强权力。他们之间建立了互惠的关系，例如，当教皇利奥三世和罗马的贵族产生冲突，以至于被威胁和追杀的时候，他逃亡到法兰克国王查理一世那里避难。查理一世于是引兵进驻罗马，参加教皇主持的弥撒。那天突然被教皇在弥撒中加冕为罗马皇帝，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查理大帝（查理曼），也就是我们玩的扑克牌上的红心K人物。现代欧洲自此开始形成。
那么，第九世纪有哪些重要现象、观点使我们需要注意的呢？
首先，是政治上的分裂。当时有教廷，也有国家，教皇试图通过控制皇帝和国王来获得更大的权力。在第六世纪的时候，记得吗？教皇【谁？】加冕了皇帝【谁？】，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教皇有加冕皇帝的权柄，皇权是透过教会授予的。当然，皇帝会不甘心并且企图增加影响力，他们会借着各样机会争夺权力和扩大影响力。但是总的来说，在欧洲权力在集中、在得到稳定，欧洲的共同身份在得到巩固。这是当时的政治图景。
这时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分裂。让我们先看一下整个教会的政治架构。在东方，有很多主教，包括耶路撒冷主教、安提阿主教、亚历山太主教，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些主教并没有互相辖制的权柄，他们是平等的，他们形成主教会议来共同决定。而在西方呢，则恰恰相反。罗马主教对其他主教用有权柄，他就是教皇，因为罗马教会是彼得所建立的，彼得是门徒当中为首的。所以罗马主教得到了彼得的权柄传承，他声称自己对整个教会都有权柄。所以，西方有一个教皇，东方有多个主教，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的权柄架构是不一样的、教会论也是不一样的。
其次，是东西方在神学上的分歧。西方教会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他们的救恩论也是建立在奥古斯丁的基础之上，但是并不是完全的奥古斯丁救恩论，我们称之为半伯拉纠主义。一方面，他们说“半伯拉纠主义是错的”，另一方面他们实际上又接受了半伯拉纠主义。在东方，他们深受俄立根的影响，公开地教导和主张半伯拉纠主义。所以，在西方教会，救恩的本质被理解为从罪的状态进入恩典的状态，他们相信借着一个人的归信，他从受咒诅的地位迁移到神的恩典之下，并且活出悔改的生命。在西方教会的神学中，人的地位会从有罪到被赦免发生一个改变。在东方教会呢，则主张人的神化，也就是说随着人的努力，人性中会逐渐融合神性，这不是一个立即发生的转变，而是随着我们的努力和善行最后才达到的成果。
第三，方法论的分歧。西方教会的神学是命题式的，你提出一个命题，然后讨论它，最后得出结论：这个命题正确，或者错误。西方教会的神学总结是：这些是对的、那些是错的。这是法庭式的语言。而在东方教会呢，没有这种命题式的处理方式，神学是建立在礼仪之上的，神学是充满了神秘和悖论的。如果我们想想东方宗教——包括东正教，它们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在东方教会，他们会说，“你不能用语言跟神沟通，因为没有人类的语言可以表达神是谁。”“神是谁”是透过教会的崇拜礼仪来传达的，而不是通过命题来表达的。这是为什么东方基督教和西方基督教有那么大的区别。在西方教会，圣经是权威、信条是权威。在东方教会呢，礼仪、传统是权威，礼仪和传统中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和悖论。
所以，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方向，无论从政治上、从文化上、从神学上和从方法论上都有了很大的差异。那么，什么最后导致了双方的分裂呢？为什么最后出现了罗马天主教会和东正教会呢？引发分裂的导火线是一个词汇：“和子”（Filioque）。这个词是一个拉丁文，意思是“和儿子”。这个词汇是怎么分裂教会的呢？我们回顾一下尼西亚会议，尼西亚会议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是三位一体中的三个位格是怎样互动的，圣父、圣子、圣灵是怎样协作的。亚流认为耶稣是受造的，耶稣原本不存在，是从某一天开始有的。尼西亚信经反驳了这一点，耶稣是永恒的、首生的，而不是被造的。三一神是一个实质、一位真神，有三个位格。在西方教会，尼西亚信经被加入了这样一条，在圣灵论中：“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从父和子出来，与父子同受敬拜， 同受尊荣，祂曾借众先知说话。”东方教会提出异议，就是圣灵是单单从父而出，还是从父和子而出。在西方教会，奥古斯丁看到“圣灵是圣父和圣子之间的爱”，所以圣灵是从父和子而出。在圣经中，约翰福音15:26也告诉我们同样的信息：是耶稣“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所以西方教会把这句话加到尼西亚信经里，来澄清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
东方教会对此非常生气，“你们怎么又在制造问题了！你以为你们有了个教皇就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吗？你们居然还敢修改信条！我们这里所有的主教都认为你们不应该随便修改信条。”西方教会答复说，“这样的修改是合乎圣经的，它应该被放在信条里。”于是他们反复争论，最后在1054年，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宣布罗马主教是“异端”，并且对罗马主教处以绝罚。罗马主教利奥四世做出了反击，他也对君士坦丁堡的牧首（主教）处以绝罚。他们互相绝罚，直到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才互相撤销。他们宣布说，“对方是异端，我们没法交通。”
这是为什么今天有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教会历史】第五讲：中世纪盛期
【教会历史】第五讲：中世纪盛期导论
[*]我原先对中世纪充满偏见，作为基督徒，我一直以为教中世纪历史就意味着说我先得跟大家说抱歉——基督教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就要揭开了。
[*]但是我越多研究中世纪的历史，我就越意识到中世纪神学发展的丰富，以及中世纪的人和事给今日教会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
[*]上周的时候，我们讲到中世纪早期欧洲的政治局势是怎样的，以及当时已知的西方世界是怎样的。这很重要，由于中世纪早期欧洲缺乏强有力的、统一的政治势力，所以教会作为最有号召力的机构就自然地填补了这一真空。
[*]中世纪盛期，又称中世纪中期，是公元950年到十三世纪，后期是十四到十五世纪。从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历史见证了皇帝和教皇之间、教会领袖们和政治领袖们之间的权利争夺战。在这五百多年中，人们一直努力地想要分辨地上的权柄和天上的权柄之间应有怎样的关系，这一努力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教会史。
分裂的根源，改革的种子
当时的欧洲是怎样的：
正如我们在上次所讲到的，查理曼大帝统一了欧洲的大部分领土和人民。但是，欧洲在被查理曼统一之后，立即就面临了新一波的入侵，这波入侵发生在第九和第十世纪，包括来自北欧的维京人、来自南方的伊斯兰教军队，以及来自东方的匈牙利人。随着时间的流逝，查理曼的帝国逐渐瓦解为被本地的贵族和男爵们所管理的很多小王国。一般人很少指望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能够保护和帮到他，他们更多地向本地的君主寻求帮助，这使帝国的皇权进一步被消弱。
教会的扩张：
在第九和第十世纪，教会得到了地理上极大的扩张，这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从未有过的。在过去，教会的扩张主要是因为蛮族入侵罗马、成为罗马的一部分之后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现在基督教会的扩张则是因为宣教士去到那些扫荡欧洲的蛮族所在的地方传扬福音。所以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民——包括丹麦、挪威和大部分的瑞典——都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在欧洲的岛屿（冰岛、格陵兰）和东欧地区（匈牙利、俄国），人们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甚至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穆斯林部落都有成为基督徒的。
封建制度下的叙任权：
1. 第九世纪晚期到第十世纪早期的教会并不那么强大
欧洲处于封建制度之下，这里所说的封建制度是一种分封的领地制度，中央政府并不强大，国王拥有所有的土地，然后国王把土地分租给地方上的领主（高等贵族），领主再分租给低等的贵族，贵族再分租给农民。在这种体制之下，教会没有得到太大的权力。教会成为这种封建制度的一部分，而不是在它之上。
例如，一个修道院拥有一片土地，耕种这片土地的农民要把租金付给修道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神职人员，例如修院的院长、地区主教，往往是一个富有的地主。他们的宗教事务权力是地方领主授予他们的，就像地方领主同样也授予他们土地一样。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教皇没有办法命令地方领主必须让某个人做主教，主教任命权不在教皇手里，而是在地方领主手里。原先存在的政教关系问题就重新浮上了水面：政府和教会的权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0。这个问题被称为“主教叙任权之争”
2. 在任命一位主教的时候，国王、贵族或者领主会把一片土地授予一个神职人员，以表示给这位教会领袖一个属灵权柄的职分。教会官员的任命尽管理论上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任务，但实际上由世俗权威履行。所以很多神职人员透过积累这些财产，而成为了非常富有的人，他们同时也不再是独立的神的仆人，而依赖于地方贵族和领主。这样，地方领主逐渐地掌管了他们领地上主教的任命权，即便是一个小贵族，也对教区内的神父任命有很大的影响能力。
这种做法带来了很多问题。由于大批财富和土地与主教或修道院院长之位紧密相连，故贩卖教会职位（即贩卖圣事活动）成了世俗领袖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因为由于其识文断字具备管理能力，主教们以及修道院长们自己通常是世俗政府的一部分，故任命（或卖职给）忠心之人对世俗统治者有利。此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具备特别的任命教宗权能，而教宗则会任命和加冕下一位皇帝。因此，这样一个对教会职位的世俗叙任便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复始。
冲突爆发：教廷与帝国
1. 软弱的教皇
在第十世纪到第十一世纪，教会和罗马皇帝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主要原因是罗马皇帝认为皇帝有权力任命主教，而教会认为任命主教是教廷的权力，而不是帝国皇帝的。所以在开始的几十年，教皇和反对教皇权力的人频繁地在政治和宗教的舞台上交替，上台、下台、流放。最多的时候同时有三个教皇都声称自己才是彼得的主教座位的合法继承人。
逐渐地，有能力的教皇不得不让位给软弱的教皇，因为统治者们需要的是听话的教皇，他们就像君权底下的小狗一样。所以教皇的素质越来越差。例如，教皇本笃九世（Benedict IX）十二岁就当上教皇，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恶棍，1044年7月他由于想结婚，而将他的教宗职务以650公斤黄金的代价卖给他的义父。
2. 教皇利奥九世（1049-1054）
在这混乱的年代里，亨利三世（1039-1056）成为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他决定要停止这一混乱局面，当时有三个教皇都声称自己才是正宗的（西尔维斯特三世、本笃九世和格列高利六世）。
在1049年，亨利三世在德国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把教皇西维斯特三世革职，同时格列高利六世辞职，并将他放逐到德国。他又召开另一次会议，将本笃九世革职。最后，他使利奥九世——他的表兄弟——成为了教皇。
利奥九世是当时想要改革教廷，并且使教廷从君权的手下解放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家。所以利奥九世并没有立即出任教皇的职位，相反，他穿着乞丐的衣服，从德国开会的地方长途跋涉到罗马，在教廷和罗马人民确认他的任职之前拒绝就任教皇的职务。利奥不愿意让教皇职位成为皇帝的玩物，他要把教会从君权之下解放出来。
在亨利三世的去世之后，另一位教皇尼古拉二世（1058-1061）发布了《教皇选举令》，该命令宣告说红衣主教团（枢机团）——也就是教皇所选择出来的一群主教——拥有选举教皇的权力，君主对教皇的选立没有权柄。【注意：直到1179年的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现在通行的教皇选举法才确认下来。】
3. 教皇格里高利七世（1073-1085）
尼古拉发布《教皇选举令》并不是他自己的主意，因为尼古拉本人并不是一个优秀的灵修和思想家，而是罗马教会的一位名叫希尔德布兰（Hildebrand）的总执事所主张的。希尔德布兰在罗马很有影响力，他经历了多任教皇的变迁，是教廷的一位老臣。他非常有智慧地开展他对教皇制度的改革。
在1073年，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二世死在任上，希尔德布兰被信徒从家里抬到了罗马广场，红衣主教团迅速地举行了正式选举，他被以一致欢呼的方式当选教皇。他就是格里高利七世。格里高利一共担任教皇十二年，他非常努力地想要使教皇的权柄得到提升，使教廷从被意大利的君主奴役的处境下拯救出来。所以他比以前任何一个教皇都要努力地宣告教皇的权柄和尊严。
在1075年，他发布了教皇谕令，声称没有人可以判断教皇的对错，教皇可以任命和免职主教，教皇也可以免职君王和皇帝。教皇的权力范围包括了世俗统治者，世俗统治者在和教皇见面时必须亲吻教皇的脚，而且所有的教皇——包括他自己——都自动成为圣徒。
格里高利的这一命令同时也是向当时通行的君主任命的叙任权做法发动了战争。亨利四世立即写信表示反对，收回他对格里高利七世担任教皇的支持，并且用这句话作为结尾：“朕，亨利，上帝恩眷之国王，同朕全体主教，晓谕尔，下台，下台，而且永被诅咒。”
当亨利四世任其专职司铎（chaplain）为米兰主教，而当时已有一位侯选人在罗马被教廷选中时，形势变得更紧迫了。1076年，额我略的反应是绝罚国王，将其开除出教会，并罢免其德国国王之位。这是自公元4世纪后首次发生的国王被罢免事件。
德国贵族很高兴听到国王被罢免。他们利用宗教掩护作为借口试图夺取皇家保有地，他们同时宣布支持教皇。最后，亨利四世在1076年被迫戏剧性地披了件刚毛衬衣并翻越阿尔卑斯山，在数九寒冬赤脚立于雪中三天，教皇才赦免他并且允许他亲吻自己的脚，亨利四世的这次跋涉后来被称为卡诺莎之行。
在此之前，教皇从未如此得到世俗权力的尊重。世俗权力终于在教权面前低下了头。虽然格里高利七世最后失败，并于1085年在流放途中去世，卡诺莎门外的这一幕始终成为后世教皇们常常回味的荣耀时刻。
格里高利七世相信教会是上帝创造的，其目的是将全人类组织在一个单一的，执行上帝的旨意的社会中。因此教会高于任何人造的机构，尤其高于国家，而教宗作为教会的首领是上帝在人间的统治者，因此任何对他的不服从也是对上帝的不服从，也就是背离基督。但这个解释的结果是教会得消灭所有的国家。因此作为一个政治家，格里高利七世不得不采取一个折衷的手段。他承认国家作为一个统治机构的存在，他将教会与国家的同时存在解释为上帝的意愿并强调教会与帝国的统一的重要性。但他从未想到过将这两个势力作为平等的来看待。对他来说教会在国家之上是毫无疑问的和不可讨论的。
4. 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 ，1198-1216）
在格里高利七世之后，继任者中好几位很有能力的教皇，所以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教皇的权力达到了巅峰。在这些很有能力和权势的教皇当中，最伟大的应当算是英诺森三世，他在1198-1216年间担任教皇的职务。
英诺森进一步地巩固教皇拥有绝对属灵权柄的这一说法。他宣布说，“彼得的继承者是基督的代理人……教宗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在上帝之下，在人之上；比上帝微小，比人伟大；教宗能判断一切，却没有人能判断他。”他进一步地得出结论说，君王在地上所拥有的权柄也是教皇授予的。他说，“正如月亮反映的是太阳的光辉，君主权力的神圣性也是从教廷权柄而出。”
英诺森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他常常斡旋在欧洲的君主们之间，透过合纵连横来增强自己的权力。他集合中世纪当时所进展一切有利的倾向，转化成为教廷大而统一的组织。他决意要把教廷在意大利建成一个强大国家，世俗君主不能随便使用经济力量来逼迫罗马教会就范。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英诺森使用他的权柄命令法国国王和休掉的王后复合，法国国王不愿意，英诺森就停止了整个法国境内所有民众参与弥撒的权利（interdict），直到法国人民成功地说服他们的国王复婚为止。然而，教皇们想要控制的不只是欧洲……
十字军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我们需要简短地讨论一下十字军运动，我们无法回避这一话题。十字军事件极大地影响了基督教世界的格局。
[*]在1009年，第六任埃及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暴君哈基姆（Al-Hakim bi-Amr Allah），当时耶路撒冷的占领者，下令摧毁包括圣墓教堂在内的所有耶路撒冷基督教堂和犹太会堂，加深了对非穆斯林的迫害。虽然这些教堂后来都被重建和回复，可是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者被越来越粗暴地对待。1070年，塞尔柱突厥人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他们对基督徒也并不友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互相对立气氛更加严重。
[*]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11月在意大利皮亚琴察召开宗教会议，正好东正教的拜占庭皇帝派来特使在会议上痛陈突厥人西侵的压迫，于是教皇在会议上疾呼西欧应收复圣地并解救同为基督教兄弟的危难，但对抗强大的穆斯林势力必须有更多的团结势力，于是教皇在同年11月冬天在法国克莱芒召开更大的基督教会议发表演说以号召更多响应者，此次参与会议多达数万人并且包含了各地大主教与封建贵族骑士与平民，造成贵族与平民间热烈响应，并且确立以十字记号为军队徽帜，制订大量徽章大量发放，十字军的名称由此而来。到1098年的时候多个东方城市被夺回，包括埃德萨、安提阿和耶路撒冷。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六十年，东方教会和西方教会与穆斯林军队展开了巴勒斯坦地区的争夺战，也就是随后的几次十字军东征。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是在教皇英诺森三世在位的时候发生的，我们前面刚刚提到他。这次东征最初的目标是埃及，希望能够给当时的穆斯林领袖撒拉丁以迎头痛击，并使埃及成为日后行动的基地，来解救被穆斯林控制的耶路撒冷。一位名为小阿列克修斯的东罗马王子要求丹多洛罗总督帮他夺回东罗马帝国王位，并换取帮忙付给十字军欠威尼斯商人的粮钱的承诺，于是，丹多洛利用这东罗马国内的纠纷转而进攻君士坦丁堡，最终在1204年4月13日攻陷君士坦丁堡后对城中居民抢劫和破坏后血腥屠杀三天。虽然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首都，而不是伊斯兰的首都，但是十字军居然不加区别地加以屠戮。虽然天主教会对君士坦丁堡的占领只持续了五十年，虽然东罗马帝国后来复国，但是第四次东征中十字军的行为使十字军东征在道德上破产，东西教会交恶，并且最后声名狼藉。
[*]随后，多次十字军东征相继发生，但是都没有什么战果。神圣罗马帝国在1229年通过谈判得到了耶路撒冷，又在1244年丢了它，自此巴勒斯坦被穆斯林控制，直到20世纪的联合国181号巴以分治决议。
关于十字军的一些其他问题：
[*]十字军不限于朝向东方穆斯林的进攻，在中世纪时发生了许多其他方向、针对不同敌人的“十字军”。比如收复西班牙的十字军战争（中世纪大部分时间内西班牙被穆斯林占领），攻击异端的十字军（例如针对阿尔比派，以及后来针对胡斯派的战争），天主教国家与新教国家之间的战争（例如1588年天主教的西班牙进攻新教的英国）。
[*]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与十字军的联系并不强烈，宗教裁判所的目的是处理异端，因为在中世纪盛期及以后，西欧的异端问题日趋严重。另外，与一般的印象不同，宗教裁判所的司法程序相比当时世俗国家的司法过程并不更糟糕，甚至更好。宗教裁判所的“纠问程序”在当时更有助于查明事实真相。
[*]引起不良名声的宗教裁判所，是十五世纪晚期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这是西班牙国王设立的裁判所，而非教廷设立。它也从属于独特的历史背景，因为当时西班牙光复不久，需要面对穆斯林数世纪占领留下的复杂局面。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确实是相当残酷的。
[*]十字军东征同时也带来了其他后果和影响，例如增强了教皇的权力，使西方基督教世界和穆斯林世界的敌意加深，但同时也使阿拉伯的哲学思想影响到了西方世界，亚里士多德哲学因此重新复活，最后影响了一代思想家，例如我们今天会提到的托马斯·阿奎那。十字军在事实上也促进了商路的开通和东西方交流。
今天的基督徒该如何评价十字军运动？
今天的基督徒该如何回应十字军东征呢？非基督徒常常在我们和他传福音的时候提到这段令人尴尬的历史，他们会因此批评基督教的虚伪和攻击性。我觉得我们可以下面四点来回应：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战争”是一种常见的活动，甚至是日常活动。而我们生活在一个长期和平的世界，且有可能赋予“和平”本身过高的价值。十字军战争与当时的其他战争相比并不更残酷和邪恶。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穆斯林在东方和北非一些地区的统治，对待基督徒确实是相当残酷的。这表明在这段历史中，并不存在完全清白的一方。十字军东征也不是现代国家意义上的“侵略战争”。
[*]十字军战争中确实发生了许多罪行。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人性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不应该对罪人所犯下的可怕罪行——即便这罪行是以上帝之名而犯下的——而感到惊讶。我们的身份是建立在基督的身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过去的基督徒、其他的基督徒做了什么之上。
[*]我们需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来看待十字军东征，十字军运动是在中世纪教会面临许多挑战和威胁的处境下发生的，当时的教会正面临着腐败、政教关系的混乱、异端的搅扰、政治斗争，以及救恩论的不明确。所以，我们要为着上帝最后仍然保守了祂的教会而感恩。
公会议
修道运动和教皇权力的上升并不是中世纪教会仅有的改革途径。你还记得吗？几个礼拜之前我们讨论到在早期教会，他们怎么解决教义上的分歧？他们会召集一个会议，这个会议被称为“公会议”。在中世纪早期，他们偶尔也也会这么干。例如，在787年召开的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说在敬拜中使用图像是可以接受的，查理曼就召集了法兰克福公会议谴责了尼西亚会议的这一决定。我们需要知道的两个主要公会议有：
[*]第四次拉特朗公会议（1215年）。这一会议在罗马的拉特朗山召开，这一会议召集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改革教会，也就是解决教权和政权之间的问题。但是这一会议最后形成的决议却是教义性的，这些决议引发了整个中世纪无休止的辩论，这些教义包括：圣餐礼中的“变质说”、反犹主义、建立异端裁判所等等。
[*]康斯坦斯公会议（1414～1418年）。记得吗，当时悲剧再度发生：三个人都自称自己是正宗的教皇，然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再次介入，把三个教皇都罢免了——这时权力就集中到皇帝手里。然后皇帝召集了康斯坦斯会议来选拔一位新的教皇。这是中世纪最大规模的大公会议。两大成果：1）罢免前面的三位教皇，重新选举新的教皇马丁五世；2）大公会议的权柄高于教皇，并且应当顶起照看。这样，公会议应当至少十年召开一次（尽可能五年一次）来处理教会的问题。该公会议同时还定了约翰·胡斯（我们一会儿就要提到他）的罪，宣布他是一个异端。
僧侣和经院学者
在中世纪，好几个条件开始融合在一起，使16实际的宗教改革变为可能。这些条件包括：修道主义运动、欧洲中央集权的弱化和地方君主的权力增长、修道院的复兴和经院哲学的兴起。这些都给宗教改革提供了土壤。
我们先来认识修道运动。当格里高利和英诺森在自顶向下地推动改革时，很多改革也在下层神职人员中发生，主要是在修道院里。我们要认识三股改革力量：克吕尼改革、熙笃会和方济各会。
阿基坦公爵威廉一世于910年建立了首个克吕尼修院（法国勃艮第），这位公爵因为谋杀了自己的兄弟而感到不安，所以建立了这个修院。该修院直接向教宗而不是向一位本地君主汇报，所以不受地方君主的控制。进而，克吕尼隐修院院牧对他的修士们所建立的分院保留权威。到12世纪，克吕尼修会已经有了超过1000座修院。该修会强调与世界分别和保持独立，很快因为快速地发展而拥有了大量财富。逐渐地，这些财富使克吕尼修院陷于腐败，教会需要另一种改革。
在1098年熙笃会建立，熙笃会的建立是为了反对克吕尼修院的腐败。所以他们主张生活严肃，重个人清贫，终身吃素，每日凌晨即起身祈祷。他们在黑色法衣里面穿一件白色会服，所以有时也被称作“白衣修士”。他们所写的诗歌我们今天还在唱，例如《哦！至圣之首受创伤》。熙笃会的扩张也是非常迅速的，在1119年，他们只有五座修道院，而到1150年的时候有了150个，1250年的时候647个。
熙笃会最著名的僧侣，也是当时最著名的教会人物就是克勒窝的伯纳德（Bernard of Clairvaux，圣伯纳德，1090-1153）。他可以说是欧洲的属灵指导者。因为他拥有优美的人格，口才很好，擅长讲道与写作，会写神学论文以及美妙的诗歌，所以当时有这样的一句话“做母亲的把儿子藏起来、做妻子的把丈夫藏起来、朋友把朋友藏起来”，免得他们受感化去做修道士。在他 《论爱神》（On Loving God）这部著作中，伯纳德清晰地表明，爱的本质和动机是神自己。若非神把祂的爱放在人里面，人不可能认识神。因此，人被贪婪驱使，用那些不能真正满足他们的东西来充塞生活——因为人所真正缺乏的，乃是神自己。伯纳德的影响力超过他所在的时代，加尔文就深受伯纳德的影响，并且非常尊重他。
最后，我们要认识一下方济各会。在1209年亚西西的方济各（Francis of Assisi）建立了方济各会。方济各会比熙笃会走的更远，他们宣布放弃所有世上的财产。很多僧侣支持他，他们强调神的良善和怜悯，以及基督的体恤。随着方济各会的增长，方济各本人最后宣布放弃带领这一运动并且选择了隐修。
经院哲学
当修道士们致力于改革修道院时，在大学里另一场运动正在进行着，就是经院哲学。经院哲学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查明和确认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经院哲学家们常常使用希腊哲学家——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完成这一工作。在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十字军遇到了穆斯林学者们正在学习和翻译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所以他们把这些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带回了欧洲。
安瑟伦（1033-1109年）
经院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安瑟伦，出生于1033年，死于1109年。安瑟伦是坎特伯雷大主教（英格兰主教长），一个很有才华的领袖，也是一个优秀的神学家。安瑟伦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主张说理性的思考必须符合信仰的原则。“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
作为经院哲学之父，他首先提出了对上帝之存在的本体论论证：上帝就是“无法设想比它更伟大或更完美的那一位存在者”，上帝的不存在是无法设想的。如果一个人的意识能够设想一个比神更伟大的存在，那么这个受造物就会比神还要伟大并且审判上帝，这是不可能的。他不信任人的感觉，所以他认为神的存在是我们研究其他一切领域的前提。
安瑟伦最杰出的贡献是《神为什么成为人》（Cur Deus Homo），在这本书里，他把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基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了。他强调说，因为我们的罪是如此干犯这位圣洁的神，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为我们的犯罪付上赎价，惟有一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完美的神-人才可以，那就是耶稣基督。
经院主义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身上达到了巅峰。
阿奎那在1225年出生于一个富裕的意大利家庭，托马斯很快就表现出他在学习上的天分，并且要求加入一个多明我会（道明会）修道院。他的父母为此感到非常惊恐，在去罗马的路途中，阿奎那被他的几个兄弟逮住、押送回圣齐奥瓦尼城堡，并在那里监禁了一两年，以迫使他放弃自己的志向。根据最早有关阿奎那的传记的记载，他的家人甚至安排娼妓去诱惑他，许诺花钱给他买个那不勒斯主教当当，但他不为所动。在教皇诺森四世的干预下，最后其家庭还是妥协了。十七岁时，他终于穿上了多明我会会服。1245年，他跟随大阿尔伯特去巴黎大学三年，随后在巴黎和意大利任教
阿奎那主要是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讨论基督教的真理。
[*]和安瑟伦不同，阿奎那常常从人的观察和理性来作为出发点，他相信从人的理性和观察倒推，人是可以理解和确认上帝的存在的。
[*]阿奎那发展出了有关神是否存在的“第一因”论证，他主张说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有原因，都是另一事物造成的。既然如此，从逻辑反推，最后我们就认识到神才是第一因，他才是一切事物存在的首要原因。
[*]他相信特殊启示（圣经）和自然都是同一位神所创造的，所以信仰和理性不应该互相矛盾。
[*]阿奎那还发展出了“自然之法”这一观点，他认为借着人的理性，人可以理解神所赐予人的道德法则，并不需要特殊启示，也不需要特别的恩典就可以顺服。自然法也是根基于他的“第一因”观点之上。
[*]阿奎那的伟大之处是为基督教信仰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性基础，在基督教信仰的范畴之内对信仰进行了很好的理性总结。
阿奎那对人类理性和本性的过分乐观是受到早期天主教传统的影响而来，他的这些观点逐渐被后来的神学家所吸收，导致了半伯拉纠主义的兴盛：人称义是神的恩典透过神与人的合作而达成。（这一错误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唯名论主义者。例如，加百列·比尔教导说，“神不会拒绝任何把恩典赐予哪些按着本性而行的人。”根据唯名论主义者的观点，人的本性是良善的，所以即便没有恩典的帮助，人也是有能力爱神的，即便只是那么一小会儿。所以，根据比尔的观点，当一个人尽他的努力做到最好时，他可以得到对等的恩典，也就是说“一个罪人有可能根据他天然的能力和善行向神索取些什么，甚至要求些什么。”路德在爱尔福特（Erfurt）时就是比尔的门下受教，并借着比尔认识到了阿奎那的神学。所以，从一方面来说，由于阿奎那的著作和神学，教会能够更好地和当时欧洲大学中兴起的人文主义更好地对话和互动，而这一互动进一步地带来了宗教改革。从另一方面来说，阿奎那对人性的乐观主义导致了唯名论神学家进一步地发展出错误的神学。这导致路德首先绝望，然后被因信称义的福音所吸引，最后带来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的先行者
在15世纪末期路德出生之前，很多宗教改革的先行者们已经被教廷定罪为异端，为着改革教会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如果你有机会去到德国的沃木斯（路德就是在那里受审判的，我们下周就会认识路德和他的伟大贡献），你会有机会看到路德纪念雕像，在雕像的底座上有四个人物，他们被看作是路德之前的宗教改革先行者：约翰·威克里夫，约翰·胡斯，彼得·瓦勒度，以及可能你很少听到的萨佛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 彼得·瓦勒度（生卒年份不详，可能是1140-1218），他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将财产分给了穷人，然后开始巡回宣教。
在他的讲道中，他激烈地抨击教会的道德败坏和错误的神学，尤其是主餐的变质说和有关炼狱的教义。虽然瓦勒度本人没有留下什么著作让我们去了解他，但是他的跟随者们，被称为“瓦勒度派”，从十三到十四世纪建立了一套清楚的教义，后来被改教家们所认识和同意：他们认为惟有圣经才是教会生活和个人生活的最高权威；他们认为圣经应当被翻译为大家可以理解的预言，瓦勒度本人也把拉丁文的武加大译本翻译为法语；他们认为施舍和怜悯穷人应当是自愿的，而不是为了得到罪得赦免。
尽管他们饱受来自教廷和国家的逼迫，瓦勒度派仍然传遍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西北部。在宗教改革时期，瓦勒度派因为法惹勒（William Farel）的邀请而加入了新教的改革宗阵营。他们对加尔文翻译和出版法语圣经提供了基础和资金的支持。
2. 约翰·威克里夫（约1328-1384年）
约翰·威克里夫是十四世纪晚期牛津大学的教授，也是英国政府的官员，他对当时教廷的分裂感到非常不解，当时有两位教皇都声称自己才是正统。
威克里夫认为，既然是神设立权柄，那么那些担任领导职分的人就应当效法基督的榜样，做谦卑的仆人，而不是贪婪的掌权者。因为大量阅读奥古斯丁的著作，威克里夫开始认识到基督的真教会不一定是教廷。基督的身体是那些神所拣选、得着救恩的真信徒。这一认识带来了两个重要改变：首先，威克里夫相信教皇和很多当时的宗教领袖都是值得怀疑的；其次，因为所有的信徒组成教会，所以信徒应当能够读到自己语言所写的圣经，这样他们才能够为自己、也为教会正确地认识神和神的旨意。在威克里夫死后，他的跟随者们把圣经翻译成了英文，这些人被称为是威克里夫译经者。
最后威克里夫指出，圣餐的变质说主张是错误的。变质说是十三世纪开始成为教会的官方教义的，该教义认为饼和酒在祝谢之后，真实地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基督的血。威克里夫认为这违背常理，并且没有圣经依据。他认为，基督虽然在主餐的要素中与我们同在，但是饼还是饼，酒还是酒。
虽然威克里夫并没有被除教，他很快地发现教会领袖们开始厌恶他，最后他退休并且隐居，并在1384年去世。他的跟随者被称为是罗拉德派（Lollards），努力地传播他的教导，并且散发英语圣经。虽然很多罗拉德派的信徒因为信仰而被处死，他们还是努力地把威克里夫的著作带到了波西米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地区。
在1415年的康斯坦斯公会议上，威克里夫被宣布为异端，在1428年他的骸骨挖出并焚烧，且经他的骨灰丢至史威福（Swift）溪中。虽然威克里夫死后仍遭到这样焚骨扬灰的对待，但是老汤姆福勒（Tom Fuller）在他的教会历史里写道：“他的骨灰流至亚芬河（Avon），又流至塞芬河（Severn），然后流入海峡，最后流入汪洋大海。就这样象征威克里夫之教义的骨灰，如今已散布至各地。”（《不列颠教会史》）。威克里夫被成为是“宗教改革的晨星”。
3. 约翰·胡斯（1369-1415）
威克里夫的著作在波西米亚（今捷克）遇到了一个饥渴的读者，他就是约翰·胡斯。胡斯是一个神学教师，在1402年的时候成为布拉格大学的校长。
胡斯一开始是对教会的腐败、教会领袖的争斗而感到厌恶，他希望能够恢复教会到圣经的样式。在读了威克里夫的著作之后，胡斯认为真教会应当是由神所拣选的百姓所组成，他也相信圣经才是最高的权威，所有的基督徒——包括教皇——都应当在圣经的引领之下。胡斯也警告当时的信徒，敬拜雕像、图像和圣徒遗物都是错误的，对虚假神迹的信仰和盲目跟从也应当被丢弃。
当时的教皇是约翰二十三世为了对抗那不勒斯王（支持另一个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大事聚敛金钱，推销赎罪券，企图发起一场新的十字军运动。胡斯表示公开的反对：胡斯相信只有神能够赦免罪，所以炼狱、赎罪券都是错误的做法。所以他反对教皇贩卖赎罪券的做法，教皇因此而将他绝罚（除教）。
这时同情胡斯的皇帝给了他赦令，并邀请他来到康斯坦斯公会议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但是狡猾的教皇欺骗了胡斯，最后胡斯在康斯坦斯公会议之后，因为拒绝放弃自己的观点，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当他要被绑在火刑柱上时，胡斯大声地祷告：“主耶稣啊，我为了你而静默忍受这残忍的死，我求你施怜悯给这些我的仇敌。”
在胡斯的去世之后，胡斯的跟随者们发誓要传扬他的教导和精神，尽管天主教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武装征服，但是他们仍然矢志不渝。受胡斯影响的先行者们一直没有停止过努力，直到德国的马丁路德给宗教改革带来新的希望。
作者：国会山浸信会众长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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